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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規定，紀委等黨的機構並無行政執法權，因此不能成為行政訴訟的主體。但實際上，類似紀檢委這樣的黨的機構，擁有很大的權力，但他們不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紀檢委這樣的黨的機構沒有法律上的人格，他們就會遊離於法律之外;而脫離法律規範的監督，就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監督。建設法治國家的核心要素就是公共權力受到法律的制約。要做到依法治國，就不能有&ldo;法外特權&rdo;和&ldo;法外機關&rdo;的存在。但現實是黨的機構遊離於法律之外，尤其是地方性的黨的機構脫離法律行使公共權力，導致濫用權力並造成腐敗，使黨的執政根基受到威脅，而百姓還不能告他。

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黨的機構犯了錯誤，難道連法律都沒有能力來解決?如果黨的紀檢監察機關腐敗了，誰來監督它們?在現行監督體制中，對紀檢委等機構實行雙重領導體制，一般由本級黨委和上級紀檢委監督管理，特殊情況可以越級到中央紀檢委監督管理。鄧小平說：反腐敗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監督監督者最終要靠法制。紀檢委等黨的機構，行使權力時承擔法律責任是對它的最好監督。洛陽教師狀告紀檢委這一小小個案觸動了中國的&ldo;最大問題&rdo;。使得&ldo;黨的機構&rdo;與&ldo;法制&rdo;之間關係的社會性沉默被打破。

&ldo;雙規&rdo;成為法律和黨內規章授權紀檢和監察機關在查處違反黨紀、政紀案件時可以使用的一項組織措施。應用這一措施，紀檢和監察部門查處了一大批案件，令腐敗分子聞風喪膽。而&ldo;雙規&rdo;的威懾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來自其超常規性。&ldo;雙規&rdo;的調查不同於檢察機關的詢問和調查，更不同於法院的公開審理。比如在&ldo;雙規&rdo;期間，被調查物件不得於外界聯絡，也不能聘請律師，不能查閱案卷。因此他不瞭解自己的違紀違法問題中哪些已經被調查者掌握瞭解，自己的哪些同夥已經反戈一擊。這種資訊的不對稱使被調查物件處於一種劣勢地位，而具有豐富辦案經驗的人員就會利用這種優勢，從證據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設計，從中查詢其弱點和破綻，予以突破。

&ldo;雙規&rdo;制度的超常規性，也體現在期限方面。相關規章規定，&ldo;案件調查的時限為三個月，必要時可延長一個月。案情重大或複雜的案件，在延長期內仍不能查結的，可報經立案機關批准後延長調查時間。&rdo;這意味著在實際操作中，&ldo;雙規&rdo;的期限是由相關調查組和其主管機關自行掌握的，而沒有硬性規定。也因此，&ldo;雙規&rdo;成為黨組織內部涉及黨員人身自由的最為嚴厲的強制手段。

這些超常規性，是&ldo;雙規&rdo;的特殊力量所在，但是，近年來，執政黨明確提出了建設法治社會的發展目標，而&ldo;雙規&rdo;的超常規性，與法治是有一定的不協調之處的。比如，按照法治原則，除了司法機構之外，任何人、任何機構都不得剝奪個人的人身自由，公安機關和檢察院要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必須履行相關程式。&ldo;雙規&rdo;同樣是限制了個人的人身自由，但其限制性權力卻不是來自司法機關的授權。

作為一種有效的反腐敗工具，&ldo;雙規&rdo;制度可能無法全盤廢止，但有關部門需要按照法治原則對其進行改進，使其越來越規範，越來越嚴格;同時，按照法治原則，&ldo;雙規&rdo;的適用範圍、物件也應該越來越小，適用頻率越來越低。在一個法治社會，腐敗行為及官員的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應該由普通司法機關、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式進行調查和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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