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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善用文學的巧猾手腕,可舉下述為例。當一省政府正欲著手鴉片公賣,它想出極端巧妙的四字句口號,叫做「寓禁於徵」。現在吾們發現只有這條標語才能順利推行這個政策,沒有別的可生同等效力。當中國中央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發現另一口號,叫做「長期抗戰」。四川省有幾位軍閥仁兄,強迫農民種植鴉片,竟異想天開,發明「懶稅」,此種捐稅乃課於一般懶惰不肯種植鴉片的農民。後來四川省又發明瞭一種新稅叫做「利益稅」,這就是一種特稅,加於許多捐稅之上,而其原來的稅額本已三十倍於正常田賦。這種捐稅欲在人民與兵士之間產生一種好意,蓋將此稅支付給兵士,則欠餉的兵士不致再勞自己動手以謀經濟出路了。這就是為什麼吾們談論間常笑外國人之頭腦簡單。

此等文學上的妖孽,只有在一個信仰偽妄的文學標準的民族才會發現,而實際上即為初級小學中用差誤方法教授作文的結果。現代中國人,鑑於這種文學悲劇的演出,他們只有二個辦法,而於此二者之間擇一而從。第一,他們可以依從歷來傳統的文學觀念而柔順地把它當作美文學,美文學固無需乎與事實相連繫——事實為著作所欲傳達者——並需辨別言外之意而讀之,否則他必須要求字面與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個新的文學標準,須用一種語言更能表達一人的生活與思想者。換言之,他應把那些冗長宣言的流行視為源於文學的惡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惡行。但是他同時必須信仰除非這種的文學惡行根本肅清,則政治惡行亦將繼續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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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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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革命為事實上之需要,卒於一九一七年發動了。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是由胡適與陳獨秀所領導,他們主張用白話文為文學工具。在這一次運動之前,古時亦曾有過革命。唐朝韓愈的反抗五六世紀之駢體文,主張使用簡明之體裁,導文學歸於比較健全的標準而給予吾人稍為可讀之散文。但韓愈的革命運動卻是復古運動,是更遙遠的返於周代的文學形式。這在觀點上仍不脫為經典的,他僅想努力仿古。可是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經韓愈倡導之後,文學時尚逡巡於模仿周文與秦漢文之間,及韓愈本人成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為後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學風尚乃成為模仿競爭。

直到十六世紀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說:「現代的人,應該用現代語言寫作。」這個主張,垂示給吾人一個健全的歷史眼光。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兩位兄弟。袁氏膽敢將通常社會慣用語,甚至土諺俗語寫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時期,他的作風曾成為盛行的文學時,尚擁有相當信徒,自成一派,世稱公安派(公安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張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縛。他又說,寫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寫來。他又主張個性獨立的文體,堅信文學只為性靈之表觀,性靈不應加以壓迫。

但日常語與俗諺的使用馬上給正統派作者怒目而視,施以苛酷的批評。而結果,袁中郎所收的報酬是在文學史中一束輕視的頭銜;如「輕佻瑣細」、「粗俗不雅」、「非正統」。直至一九三四年,這位性靈文學的始創者始從幾被全部埋沒的厄運中翻轉身來。但袁中郎亦未有膽略或見識以主張白話的應用。倒還是一般通俗小說的作者,他們蓋已放棄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們為求大眾的瞭解起見,不得不用白話來寫,這一來奠下了用活的現代語的文學之基石。而當胡適博士提倡採用白話為文學工具的時候,他曾屢屢聲述這種基本工作已經前人替他徹底準備,歷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學工具寫作者,盡有現成的第一流模範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間,白話文運動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緊接文學革命之後,有兩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