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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一現象並非所有地區都呈上升趨勢，也有例外。如河北藁城臺西中商遺址，在一、二兩期總數112座墓中，約佔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儘管大都有棺，隨葬品始終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類的炊食器；還有約佔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幾無任何隨葬品。凡出酒器的，幾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佔總數89％，酒器組合為四式：

（1）觚、爵、斝；（2）觚、爵；（3）觚、斝；（4）盉；其中前三式均為青銅禮器，後一式是陶禮器。個別墓配有銅鼎、瓶之類，多數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1。顯然崇飲之風主要盛行於本地權貴之間，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沒有足以推廣的條件。

成鮮明對比的是，商代貴族統治者之間，崇尚飲酒始終貫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貴族葬制，其隨葬禮器從最初時期起，就是&ldo;重酒的組合&rdo;。曾有學者綜合鄭州商城、輝縣、溫縣、殷墟等地商中心統治區內77座不同時期貴族墓出土青銅禮器，進行總體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為核心的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產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鄭州和輝縣二里岡期墓葬，隨葬觚、爵的套數有一套至數套之別，還必配其他器類，以配鼎、斝組合為常見。鄭州商城個別貴族墓還有以象牙觚替代銅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銅禮器種類增多，然觚、爵仍為組合核心，在武丁統治前後，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後器類搭配更趨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禮樂器的完善組合形式2。

有學者認為，食器鼎、簋與酒器觚、爵搭配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現，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少到多以至鼎、簋組合單獨存在的過程3。後又有學者據殷墟二期小屯18和司空80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論，指出這是武丁主政期間銅器組合出現的新變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進行轉化，就是武丁對商代禮制的新發展1。然以考古發現論，盒被引進禮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於南方，湖北黃陂盤龍城李家咀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銅禮器，（圖30）墓葬年代相當中原二里崗期2。江西新幹大洋洲新近發現的大型商墓，出青銅禮器50餘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壺、豆、帶把觚等器物者，其組合沒有中原常見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為吳城文化二期，相當中原殷商時期3。這表明，以&ldo;重食&rdo;為內涵的鼎、簋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於長江中游地區，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時期有可能直接從南方吸收這種文化因素，促進本身禮制的深層變化。《詩&iddot;商頌&iddot;殷武》述武丁史跡雲：&ldo;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衷荊之旅，有截其阻。&rdo;舊注謂：&ldo;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rdo;4武丁時期與南方地區交通的暢通，為其飲食文化相向反饋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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