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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見的是，四期墓葬隨葬銅器中出現了爵與斝兩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國古代青銅禮器的組合，是從二里頭四期真正開始的，意味著在貴族階層的禮儀生活領域，銅禮器有逐漸加速了取代陶禮器之勢。

（二）商代的&ldo;庶群自酒&rdo;

商代人腆於酒，崇飲之風遠勝夏代，自王至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則&ldo;既載清酷，責我思成，亦有和羹&rdo;1，酒食美味為享禮所必具。《尚書&iddot;酒誥》直斥商人&ldo;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於殷。&rdo;西周康王時《大盂鼎》銘，記述了&ldo;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於酒，故喪師&rdo;的史實。《商書&iddot;微子》也再三對商貴族統治集團&ldo;沈酗於酒&rdo;作了自省。至於商未王紂的嗜酒，文獻中說法更多。《史記&iddot;殷本紀》言其&ldo;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rdo;《正義》引《太公六韜》雲：&ldo;紂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為輩。&rdo;《說苑&iddot;反質》也有&ldo;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rdo;的形容。《大戴禮記&iddot;少閒》稱紂&ldo;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rdo;酒食醉飽的生活，為有商一代貴族統治集團裡外上下成員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劇，最終蔚為政權敗亡的大氣候。

崇飲亦漸泛濫於商代一般平民階層，影響整個社會風氣，還相應滲透到當時的葬俗方面。據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地發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見的隨葬品，為陶製酒器觚、爵。在總數93g座墓內，出這種禮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銅或鉛觚、爵，兩者共佔總墓數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編為第八墓區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達89％以上。禮器的組合，前期主要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毀；後期主要為觚、爵配盤、鬲、■、罐之類，不出觚、爵的墓極少，仿銅器的陶禮器也出現於這一時期2。可見，飲酒之風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階層之中。一些中小型墓，儘管隨葬器類和數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會地位較低，也總要與酒發生一些爪葛，隨葬數量不等的酒器。這反映了晚商王邑尋常平民的飲食尚好。

當然，商代各地的飲食水準既有共性，又與王邑有一定差異。如同一時期的河南羅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隨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為禮器組合方式，其中僅兩墓又各出銅爵一個，只佔土坑墓數的25％。相反，其餘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況大不一樣，幾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銅酒器隨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類的其他青銅禮器，並都出有矛、戈、鉞、鏈之類的兵器，其觚、爵數有一套、兩套、三套和五套之別1。可見，前者當屬平民中社會身分不算高的，似為中層以下平民；後者應屬戰士和權貴，包括平民中的上層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貴族。如此看來，這裡的中下層平民，只有少數與酒有緣，絕大多數是無關於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間的飲酒風氣之盛顯得低落得多。但這裡的貴族和上層平民腆於酒方面，卻又與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進入尋常平民階層的生活領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發生，唯在相當長時期內限於小部分人範圍內，只是到晚商時期才有較大泛濫，其中尤以殷墟王邑為甚。鄭州商城城根一帶曾發現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無隨葬品，有隨葬品的9座中僅2座出陶酒器，只佔總墓數8％，一座以爵、斝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2。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飲酒現象十分有限，但畢竟已為後來殷人&ldo;率肄於酒&rdo;開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