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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教會的奇蹟，在得到許多代人的承認之後，近來有人透過極其開明的深入的研究，對它接連進行了攻擊；這種研究雖然得到公眾的普遍讚許，但在我們自己的以及歐洲其它地方的新教教會的神職人員中，似乎引起了廣泛的責難。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看法，並不完全是來之於某種特殊的論點，而倒是因為受到我們研究和思考問題的習慣的影響，尤其是我們一向慣於，要讓我們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須有充分的證據才行的影響。一個歷史家的職責卻並不要求他在這場微妙而重要的爭論中夾入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我們也不應該隱瞞，要採取一種可以調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論確有困難，也難以將這種理論恰當地加以運用，難以不出差錯、不自以為是、如實準確地劃定那一幸福時代的界限，而不致傾向於把它的成因歸之於超自然的天賦。從第一個神父到最後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聖徒、殉道者和奇蹟，從未有片刻間斷；而迷信的程序是如此徐緩，幾乎讓人無從覺察，使我們根本不知道應當從那個特定環節截斷這傳統的鏈條。每個時代都能為那些使它有別於其它時代的奇異事件充作見證，而它的見證在分量和可信程度上似乎並不低於前代所提，這樣一來，如果我們不用2世紀時我們慷慨施1之於查士丁或伊裡奈烏斯 的同等程度的信賴，來對待8世紀的尊敬的比德或世紀神聖的伯納德，那我們就將會在不知不覺中被領上一條責怪自己前後矛盾的道路。如果任何這類奇蹟的真實性得依靠它表面上的實用性和正當程度來得到承認，那我們知道，每個時代也都有許多不信教的人需要勸化。許多異端分子需要駁斥，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需要使它皈依；所以什麼時候都不能找到上天應當插手其事的足夠的動機。然而，既然每一個接受神的啟示的人無不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實性，而每一個有理性的人又無不肯定那種法力已不復存在，那麼十分明顯，那就必然有過某一個時期，這種力量或者突然一下，或者逐漸地在基督教教會中消失了。而我們不管把那一時期安排在那一時代，使徒去世的時代，羅馬帝國改奉基督教的時代，或者阿里烏斯1邪說歸於消滅的時代 全部一樣，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基督教徒竟會毫無所感，1 也許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克萊爾沃的伯納德，記錄了那麼多有關他的朋友聖馬拉奇的奇蹟，卻從不提到關於他自己的情況，而和他自己有關的奇蹟則又由他的朋友和門徒們詳加敘述。在連篇累牘的宗教史中，我們能找到一位聖徒肯定自己具有實現奇蹟的能力嗎？

1 新教徒們一般都把這一時期定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時代。更理智的神職人員不願承認在4 世紀出現頁面這同樣都會未免讓人感到十分驚訝。或者，他們在失去神奇力量之後仍然假裝著具有那種力量。這樣，輕信代替了信仰的職能，狂熱被允許冒用神靈感召的言語；把一個偶然事件或人為的安排產生的效果全歸之於出於超自然的原因。對於新發生的真正奇蹟的經驗，應該可以教會基督教世界的人們認清天道的規律，並使他們的眼睛（如果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很不恰當的說法的話）習慣於&ldo;天工&rdo;的風格。如果近代的一位最有才能的義大利畫家妄自用拉斐爾或科勒喬的名字來裝扮他的拙劣的摹擬之作，這狂妄的欺騙行為一定會很快被揭穿，並遭到憤怒的斥責。

不管自使徒時代以後原始基督教教會對於奇蹟問題抱有何種想法，這種在2‐3世紀的信徒中如此顯著存在的什麼都信的溫和性格，無疑對宗教的事業和真實性都產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在現代，一種潛在的、甚至無意的懷疑主義始終糾纏著最虔誠的人的思想。人們對於超自然力量的真實性的承認，多半都不是積極的欣然同意，而只是一種冷漠、被動的認可。我們的理智，或至少是我們的想像，已長時間習慣於觀察並尊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