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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花寺是京城名剎，民國時期，廟裡的和尚等級分明，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則牛奶，夕則銀耳，雖是素食，卻不失為美味佳餚，且價高於葷味。稍遜於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層幹部”，即一些“職事”僧，他們每頓四菜一湯，每五天吃一次麵條，平時中午與清眾同飯菜，下午則一律吃白米飯。一般清眾每日兩幹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糧，隔天吃一次白米飯，初一、十五吃饅頭，副食是大鍋菜和鹹菜。

當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廟奉為上賓，他們一入廟，全寺上下都得跟著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顧不得什麼禁例了。大居士鄭文軒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煙不可。一次，廚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鄭太太大為不滿，臨走放話：“以後再也不到拈花寺來了。”就因為這句話，全寺僧眾捱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訓。

李叔同出家數年後，一次，他在浙江師範教過的學生李鴻梁去廟裡拜訪。弘一法師說：你來得很巧，今天寺裡吃“羅漢菜”，你在這裡吃中飯。開飯時，李見桌子上擺著六碗菜，弘一法師換上破衣，指著桌上兩碗同樣的菜對李說：“這就是羅漢菜。”又說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樣的菜，是他特地告訴廚房臨時添的，可知僧眾平時午飯只有一種菜。所謂羅漢菜，是蠶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點鹽的一種什錦菜，各種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師大概偏好這一口，那天就著羅漢菜吃了三碗飯。

印光法師是弘一法師的前輩，他自甘清苦的飲食風格，與弘一類似。印光是陝西人，喜吃饅頭，每頓飯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饅頭將菜碗擦乾淨吃掉，或用開水衝菜底當湯喝。他一生雲遊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時，一位姓關的居士請他去吃齋，他謝絕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裝饅頭一盒，豆腐渣一碗，關居士照辦，他才答應。更有甚者，他雲遊至蘇州報國寺時，有一次因菜裡所用醬油稍好，把寺裡的明道法師訓了一頓。

修女劉淑靜說，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飯、花捲為主，有時吃窩頭，鹹菜多半是醃蘿蔔，僅午飯有炒菜。院長則可以吃到白饃乃至白糖、水果。此外，修女院對教會規定的“齋期”必須嚴格遵守。如每星期五為天主教“瞻禮六”，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熱血動物肉，但魚蝦類冷血動物肉例外。對於一般修女來說，此規矩形同虛設，因為她們一年到頭極少能吃到肉。

民國初年，蒙古吐魯谷特親王從新疆到北京面見大總統袁世凱。途經甘州時，去拜訪正住在那裡的載漪。次日，載漪宴請親王父女。吐魯谷特親王的女兒當時大約十四五歲，舉止安詳端莊，甚招載漪喜歡。載漪問她愛吃什麼，自己有好廚子給她做，一連數問。親王的女兒答：喜歡吃羊肉下掛麵。

徐亞倫常年在天津行醫，一度是袁世凱家的常任醫生。1923年夏，袁的孫女袁家紅患病，徐去出診。袁家留他晚飯，當時徐父病逝未及百日，按其南方鄉俗要吃一百天素，他便說明情況。孩子的奶奶吳氏說：“這好辦，就給你做幾樣素的。”後來上了六個菜——素什錦、炸豆腐皮、鴿子蛋、炸蝦仁、紅燒鯉魚、銀耳湯。徐起初對魚蝦不動筷子，吳氏見狀笑道：“放心吃吧，全是素的。”徐頗感驚訝，臨時留一個醫生吃頓便飯，立馬就能做出一席可口的素餚。袁世凱已死去七八年，他家做素食的廚師卻不是“吃素的”。

孫丹林曾是吳佩孚手下的要角。五四運動後，一次孫到北京，住金臺旅館。某日上午和白堅武同遊頤和園後，到李大釗在西直門內南小街的寓所午餐。李大釗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