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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國的廣袤的地域和穩定的發展，極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和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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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許多外國使者、傳教土、商人、遊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見，建立和發展了友好關係。王惲《中堂事記》記載，中統二年（126t年），發郎國（歐洲）使者曾到開平朝見忽必烈，“獻卉服諸物……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同年高麗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麗參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龐德四年（1300年）緬國木連城首領阿散哥遣其弟者蘇率91人的使團來中國。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見者蘇。至正二年（1342年）羅馬教皇的使者馬黎諾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順帝召見。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來，被稱為“色目商賈”或“回回商人”。義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帶馬可，波羅到中國，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極高的禮遇。馬可·波羅在中國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詳細記述了上都的宮殿、寺院、宮廷禮儀、民情風俗，向世界介紹了上都，讓世界瞭解了中國。

國外的科學家也來到上都工作，促進了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波斯科學家紮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籌建天文臺，至元八年（1271年），上都回迴天文臺正式成立（也稱北司天文臺）。忽必烈汗賜封扎馬刺丁為提點，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臺長。扎馬刺丁研製子多種大型天文儀器，並制定了“萬年曆”。曾任北司天文臺少監的馮天章及著名科學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馬刺丁的影響。

上都城有著眾多的佛寺、道宮、回回寺和文廟。除了蒙古薩滿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很活躍．著名的兩次佛道兩次大辯論影響深遠。佛道兩家爭辯，由朝庭下旨組織辯析．兩家相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長老福裕駁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領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託忽必烈在開平召集漢地佛道兩教代表人物進行第二次辯論。參加辯論的佛教僧侶300多人，道士200多人，達官顯貴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人班彌恆、八思巴作為統領釋教的帝師和克什米爾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領也參加了辯論大會。各抒己見，不同思想文化爭鳴，轟動朝野。

上都由於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所以通行著多種語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漢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廟、八思巴帝師寺地位崇高。懦學、蒙古字學、醫學、天文學都很興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詔書大講“文治”．“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中統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國頒發了一道詔書，“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有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撥鉅款重建孔廟。至順二年（1331年）和至元二年（1336年）兩次頒發詔令，向上都孔廟賜碑。

有廟即有學。孔廟得到尊崇，儒學也廣為傳播。中華文化三大傳統，懦、道、佛都有了深入發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仁愛”。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為法，“道法自然”，崇尚無為的自然主義，主張“天人合一”，佛家從“解脫”座標觀照人生，信奉“無常故苦”的價值判斷，為人們提供瞭解脫方法和途徑的精神依託。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隱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