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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做好紮實的基礎研究，宋學發揮性命天道的精妙，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固然是相得益彰的好事。但是，道光以來，漢宋之爭勢如水火，不單不相與謀，還要鳴鼓而攻，這是為什麼呢？癥結就在&ldo;學而優則仕&rdo;五個字。學問是學問，做官是做官，本來是兩碼事，但是，科舉制度卻風馬牛為一體，將二者緊密結合。八股文和試帖詩，自有一套嚴格的規矩，本不涉及漢、宋學派的異同，但是，考官們卻堅守漢、宋藩籬，在考試過程中上下其手，黨同伐異。很多考生在考前便在省會、京城住上一段時間，透過宴飲面談、投稿請教等方式獲得有希望成為考官的官吏們的欣賞。正式考試時，試捲上的考生姓名雖被遮住，考官卻早已暗示中意的考生，在行文時留下一些印記以利辨認。試卷繳上後，考官閱卷，首先就去找這些留有&ldo;後門&rdo;的試卷，不論詩文寫得如何，批了高分再說。

一旦學問成了敲門磚，那麼，學問與學問之間，也就有了紅黑冷熱的差別。派往各省的主考們，若是漢學家，錄取的便多是考據派；若是理學家，毫無疑問，望之儼然的嶽不群們中舉的機率就大得多。這是地方上的情形。舉子們赴京參加會試，高考指揮棒就由皇帝和大學士們操縱，揣摩風尚，投其所好，就成了必做的功課。曹振鏞盤踞中央達二十三年之久，他對理學的偏愛必然影響乃至決定考風的走向，於是，漢學愛好者們發現作官的路越走越窄，宋學迷則躬逢盛世，大有作為。

流風所及，身處高位的漢學領袖阮元也遭受打擊。他自乾隆末就是副部級幹部，此後歷任督撫三十餘年。道光十四年某日，君臣閒談，帝問曹氏：阮元官運如此亨通，何解？曹答：由於。道光覺得這個答案很別致，再問：此話怎講？答：臣聽說他在督署內日日刻書，時刻不忘治學。數語間，漢學研究和不務正業便劃上等號，曹氏下黑腳成功。不多久，阮元即被內召，投閒置散，沒有了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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