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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 [清]顧炎武《詠史》，《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第361頁。

1580 [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fro philophy to philology, by benja a el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頁：相對於前朝而言，清代對士大夫的壓制顯然為人誇大了。把考據學派的興起歸因於清朝文化壓制政策的說法，忽略了前代出現過類似政治環境的事實。不論宋朝，還是明朝，都不是自由表達政治觀點的天堂。更有甚者，17世紀，太監魏忠賢操縱的對政治敵手東林黨的迫害，其手法之殘酷恐怖，規模之大，遠遠超過清朝的文禁。另見第171頁注釋10（案：即對上段的注釋）：這個觀點從路德·c·古德里希《乾隆文字獄》出版後，廣為學界接受，（巴爾的摩，1935）頁30－67。另見餘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

苗潤田：《中國儒學史·明清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0頁：近年來，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這種由文字獄造成樸學興盛的觀點，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乾嘉學派的形成與文字獄並無必然聯絡，把這一學派的成因歸結為是「康乾盛世」的產物。有學者指出，明代也有文字獄，但明代卻沒有產生以主流形式出現的考據學，這說明文字獄既可以使純學術性的考據學產生，也可以使言心言性的王學或其他學問產生。因而不能把乾嘉學派的產生歸結為文字獄。也有學者認為，無論是「文字獄說」，還是「康乾盛世說」，都還只是停留於形成乾嘉學派的外在原因的探討，沒有充分注意到中國古代社會理論思維本身發展內在邏輯的認識；乾嘉學派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字獄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儒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亦應給以充分注意。

1581 朱維錚：《中國經學的近代行程》，《中國經學史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6頁。原載《復旦學報》，1989年第4期。

1582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中國書店，1987年，據上海文瑞樓版影印：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以為褒貶也。

1583 郭康松：《論清代考據學的學術宗旨》，《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自戴氏反覆倡言由小學以通經明道之後，這一思想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官修《四庫全書》，將它寫人了《凡例》之中，「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文字之訓話，則義理何自而推」。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四庫館臣把這一思想貫穿於對歷代著述的評價之中。紀昀亦曾說過:「不明訓話，義理何自而知。」這一宗旨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1584 參見[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fro philophy to philology, by benja a el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頁：18世紀，程朱博學精神的崇尚者江永（1861－1762）比17世紀的閻若璩和顧炎武走得更遠。他徹底拋棄顧、閻從前代沿襲的把訓詁學研究視為義理實踐一部分的觀點。江永聲稱，古音韻研究只是一項趣味盎然的學術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