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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眼光來看待經典,也就是把經典從經學當中抽離出來,將之納入了史學範疇,信者傳信、疑者傳疑。
「義理正確」在表現上很像是我在序言裡引述過的貝格爾的意思,這是「人們給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不斷賦予意義的過程」,這可以說是人類的本能。就「義理正確」來說,胡安國和呂大圭都是典型。「義理正確」並不是唯一的,它會隨時代風氣而變,會隨學者的個人氣質與學術修養而變。兩種相互對立的「義理正確」並不一定就可以證偽對方,它們既可以同時正確,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歷史位置上各自正確。它們也可能既是正確的,又是錯誤的,即便在同一個時間裡。——當然,一般只有旁觀者才會這麼看,當事人往往堅信自己手中握到的就是那唯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確」來說,上述乾隆帝的做法就是一個典型,漢代石渠閣和白虎觀的兩大會議,也都是「政治正確」的範例。儒學也好,墨學也罷,種種學說在「政治正確」的領域裡幾乎僅僅作為名義上的學派而存在,而實質性的學派只有一個,就是官學。「政治正確」當然也不是唯一的,它更容易隨時代的不同而變化,隨統治者的不同而變化。對其衡量的標準大多都是當時當地的,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在另一個時代裡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確」了。
「正確」的這三個層次往往並不統一:義理正確,不一定事實正確;事實正確,也不一定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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