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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剛一開篇,先是始隱問題,又是紀年問題,經師們各講各話。對於初學者來說,這好比剛一起步就踏進了一個龐大的迷宮,大迷宮還套著小迷宮,歧路無窮。對這諸般解讀,宋代學者黃仲炎《春秋通說》曾經擇其大者作了一個歸納,說歷來闡釋元年問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體元說」,二是「明僭說」。
所謂「體元說」,主張《春秋》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謂「明僭說」,認為古時候列國無權修史,也不該在封國之內自稱元年,如果這麼做了,就是僭越。105——這就是元年問題的兩派主要意見。
那麼,黃仲炎自己算哪一派?——哪派都不算,他認為這兩派的說法都有問題:「體元說」違反義理,會直接導向「黜周王魯」的「錯誤結論」;「明僭說」違反史實,因為《尚書》裡的《虞夏書》和《商書》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曆法上用到「元」字,可見這並非《春秋》原創,而周代諸侯自有史官,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黃推翻兩說,自家意見是:「元年」二字就是魯史舊文,魯國的史料檔案上原本就這麼寫的,孔子原文照錄,僅此而已,後人非要從這裡邊解讀出什麼微言大義,實在是研究過頭了。106
事情可能還真像黃仲炎說的這樣。黃的這番立論,約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學的專家當中較為樸實的一派。就宋代而言,黃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邊的,胡安國站在對面一邊,但誰是誰非還真很難說——胡安國雖然在學風上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但他的經學緊扣時事、抨擊弊政,更對被金人佔領的北方失地始終在字裡行間耿耿於懷。及至清朝,乾隆帝對諸家解經的意見很大,搞了個《御纂春秋直解》——所謂「直解」,就是說「你們都是誤讀,我這本書才是正解」,序言裡還專門點了胡安國的名,叮囑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國的胡說。107
胡安國大講「尊王攘夷」,「攘夷」大犯滿清忌諱,但胡的《春秋傳》也確實臆斷太多。甚至可以說,胡的學問帶有陸遊和辛棄疾那種氣質,他的學術著作也確曾和陸遊的詩、辛棄疾的文學作品一樣,以復國的拳拳之心激勵過無數士人,砥礪著忠君報國、抵禦外侮的節操。所以,對胡的學問也許不該僅以學理來衡量,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就算在所有細節上都是錯的,信念卻是對的。
——這話絕無諷刺之意,顏元嘆服胡安國論《春秋》的兩句話「真得《春秋》之旨也夫」,這兩句話便是「遏人慾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108這是宋學風氣,時人甚至認為整部《春秋》都是「扶天理而遏人慾之書」。109清代四庫館臣就很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雖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迎合聖意,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也存在這樣一種評語:宋儒呂大圭的《春秋或問》和《春秋五論》議論雖高但考據很差,儘管如此,看看呂大圭的生平,在元兵打來、別人紛紛投降的時候,他卻可以毅然死節,真可稱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義。再來看他的書,雖然考據上不算紮實,但侃侃而論,大義凜然,確是很有衛道之功,所以,還是不該只用學術標準來衡量他。110
3.三種正確:事實、義理與政治
四庫館臣那麼說,雖然對呂大圭的學問刻薄了些,道理卻也一點不錯。現在看來,作為「誤讀」對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著三個層次,即:事實正確、義理正確、政治正確。
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只是針對文藝作品來說的,法官在面對不同證詞的時候,顯然就不大適合使用這種毫無標準的標準。那麼,就「事實正確」來說,真相只有一個。學者們抽絲剝繭,是為了達致這一真相,達致這一唯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風尚怎麼變,不管政治形勢怎麼變,真相始終就是那一個,永遠不變。以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