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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努力開創、努力實踐的。約略而談，這兩派所代表的今古文學派之爭，面臨著這樣的抉擇：是要政治上的正確，還是學術上的正確，這確實是個問題。

不過，往往誰都認為自己不但政治上正確，學術上也是正確的，但公羊家的一個通病是：長於義理而疏於考據。所以，誇張點說，下面這句話倒很適合他們：細節上都是錯的，而其信仰卻是對的。

但凡事總不能一概而論，公羊學裡也出過考據大師——清代常州學派的劉逢祿就以考據手法捍衛《公羊傳》而攻擊左傳，寫下了名動一時的《左氏春秋考證》，試圖顛覆《左傳》的正統經學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劉逢祿出手之前，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和惠棟的《古文尚書考》先後出世，《尚書》這部古老經典的真實性在歷史上受到了第一次強烈得幾乎無可辯駁的質疑，比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等響噹噹的《尚書》名句格言被證實並非出自聖人之口，而是後人的偽造，這對世道人心的震撼可以想見。劉逢祿恰恰在這個時候以考據手法攻擊以考據見長的古文學派漢學家，雖然攻得用力，其影響卻頗有些出人意料——如艾爾曼所謂：「劉逢祿同其外祖父莊存與一樣，意識到漢學家發起的復古運動，可以推翻宋學的正統學說，但提供不出可以替代的道德理論。劉逢祿對漢學的攻擊將破壞整個儒家的根基，但是，他的初衷則恰恰相反。」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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