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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判斷未必可靠，但至少在漢代以後，一些所謂「惡諡」明顯是表示善義的，比如《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記漢文帝對淮南王劉長「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可見「厲」字為諡並非貶義，而關於諡法的「附會」之論，原本就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就以魯隱公來說，「隱」字在《諡法解》裡就有兩個互不相關的解釋，一個是「不顯屍國」，一個是「隱拂不成」。所以郭沫若的話倒還真是合情合理，可以假想一下，《諡法解》的作者查閱古代文獻，發現甲隱公文治斐然，乙隱公勇猛好鬥，丙隱公三心二意，這三個隱公都叫隱公，彼此之間卻如此不同，如何彌合矛盾呢，那就一字多解好了。於是，「隱」字在諡法裡就具有了三種涵義：文治斐然曰隱，勇猛好鬥曰隱，三心二意曰隱。

在郭沫若之前，顧棟高就曾詳考春秋史料，列出種種疑問來質疑諡法的可靠性。顧棟高一是發現諡號似乎和死者生前的地位、而不是品行與功業的關係更大，二是發現有諡號的人多有寂寂無聞之輩，相反，一些足以當得起最佳諡號的春秋名流卻令人吃驚地並無諡號可稱，這豈不是很沒道理？再者，一些大奸大惡之徒卻堂而皇之地享有美諡，比如，因「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這句名言而在後世知名的那位慶父，諡號為「共」，不可思議！565

全祖望也分析過類似的疑點，對於慶父之類的壞人而得良諡，推測這有可能是壞人雖死，其族尚存，大家有可能礙不過這些後人們的託請。但是，還有一些爵削族絕的人，他們的良諡又是怎麼來的？難道是他們的遺臣故吏私下妄議而來，而《左傳》也就這麼記載下來了？還有一些弱小亡國之君也有諡號，這肯定就是出於遺臣們的私諡了。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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