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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剛一開篇，先是始隱問題，又是紀年問題，經師們各講各話。對於初學者來說，這好比剛一起步就踏進了一個龐大的迷宮，大迷宮還套著小迷宮，歧路無窮。對這諸般解讀，宋代學者黃仲炎《春秋通說》曾經擇其大者作了一個歸納，說歷來闡釋元年問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體元說」，二是「明僭說」。

所謂「體元說」，主張《春秋》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謂「明僭說」，認為古時候列國無權修史，也不該在封國之內自稱元年，如果這麼做了，就是僭越。105——這就是元年問題的兩派主要意見。

那麼，黃仲炎自己算哪一派？——哪派都不算，他認為這兩派的說法都有問題：「體元說」違反義理，會直接導向「黜周王魯」的「錯誤結論」；「明僭說」違反史實，因為《尚書》裡的《虞夏書》和《商書》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曆法上用到「元」字，可見這並非《春秋》原創，而周代諸侯自有史官，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黃推翻兩說，自家意見是：「元年」二字就是魯史舊文，魯國的史料檔案上原本就這麼寫的，孔子原文照錄，僅此而已，後人非要從這裡邊解讀出什麼微言大義，實在是研究過頭了。106

事情可能還真像黃仲炎說的這樣。黃的這番立論，約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學的專家當中較為樸實的一派。就宋代而言，黃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邊的，胡安國站在對面一邊，但誰是誰非還真很難說——胡安國雖然在學風上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但他的經學緊扣時事、抨擊弊政，更對被金人佔領的北方失地始終在字裡行間耿耿於懷。及至清朝，乾隆帝對諸家解經的意見很大，搞了個《御纂春秋直解》——所謂「直解」，就是說「你們都是誤讀，我這本書才是正解」，序言裡還專門點了胡安國的名，叮囑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國的胡說。107

胡安國大講「尊王攘夷」，「攘夷」大犯滿清忌諱，但胡的《春秋傳》也確實臆斷太多。甚至可以說，胡的學問帶有陸遊和辛棄疾那種氣質，他的學術著作也確曾和陸遊的詩、辛棄疾的文學作品一樣，以復國的拳拳之心激勵過無數士人，砥礪著忠君報國、抵禦外侮的節操。所以，對胡的學問也許不該僅以學理來衡量，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就算在所有細節上都是錯的，信念卻是對的。

——這話絕無諷刺之意，顏元嘆服胡安國論《春秋》的兩句話「真得《春秋》之旨也夫」，這兩句話便是「遏人慾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108這是宋學風氣，時人甚至認為整部《春秋》都是「扶天理而遏人慾之書」。109清代四庫館臣就很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雖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迎合聖意，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也存在這樣一種評語：宋儒呂大圭的《春秋或問》和《春秋五論》議論雖高但考據很差，儘管如此，看看呂大圭的生平，在元兵打來、別人紛紛投降的時候，他卻可以毅然死節，真可稱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義。再來看他的書，雖然考據上不算紮實，但侃侃而論，大義凜然，確是很有衛道之功，所以，還是不該只用學術標準來衡量他。110

3．三種正確：事實、義理與政治

四庫館臣那麼說，雖然對呂大圭的學問刻薄了些，道理卻也一點不錯。現在看來，作為「誤讀」對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著三個層次，即：事實正確、義理正確、政治正確。

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只是針對文藝作品來說的，法官在面對不同證詞的時候，顯然就不大適合使用這種毫無標準的標準。那麼，就「事實正確」來說，真相只有一個。學者們抽絲剝繭，是為了達致這一真相，達致這一唯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風尚怎麼變，不管政治形勢怎麼變，真相始終就是那一個，永遠不變。以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