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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王正月」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而「春王正月」卻不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古代經師也多有人以為這個「春」字是孔子所加（如朱熹《與張敬夫》）193，而程頤的說法是：周曆正月並非春天，孔子之所以要這麼寫，是要「假天時以立義」；葉夢得考之《左傳》，認為《春秋》和《左傳》在記時上常有兩月之差，由此推論《左傳》的材料取自國史，而《春秋》則用周正；陳傅良《春秋後傳》甚至由此推論出孔子有「尊周而罪魯」的意思。194無論如何，這小小的一個時間記載上，在古人眼中確乎表達著某些難以言傳又捉摸不定的深刻涵義。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無考》中歸納了一些古文獻中常見而金文中卻絕無發現的內容，舉其大者列了八項，說這些是有助於判斷文獻真偽及其時代先後的重要參照。八項中的第一項就是「四時」。195

這樣看來，「春王正月」的「春」字為後來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個呼之欲出的結論了。那麼，前述王樹民和張政烺對始隱問題的推斷也就獲得了一個相對可靠的前提。

那麼，由此稍稍推論一下，假定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真就是傳說中的孔子嗎？趙伯雄說：「透過對『書時』一事的考察，感到還是應該承認《春秋》確曾被人整理加工過，至少書中的『時』應該是後加上去的。那麼是誰加上去的？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講，即使不是孔子，也應該是孔門的弟子或後學。但要完全落實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證據，目前暫時還無法做到。不管怎麼說，《春秋》一書最初作為原始的史冊，應該是沒有那樣嚴格的記『時』的；而此書作為儒家的經典或者教材來被人鑽研講論的時候，已經是嚴格地按照規則書『時』了。這裡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

依照這個說法，如果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門後學的話，隨即便又出現了兩個疑問：一是：孔子的時代是否太早，早到不會習慣「春王正月」這種語法；二是《論語·衛靈公》裡有這樣一段話：「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顏淵問孔子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用夏朝的曆法，坐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關於「行夏之時」，楊伯峻注釋：周曆「雖然在觀測天象方面比較以前進步，但實用起來卻不及夏曆方便於農業生產。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國家仍舊用夏朝曆法。」196錢穆的意見也是：「孔子重農事，故主用夏時。」197這樣看來，孔子分明是主張用夏曆的，或者至少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主張使用「夏時」。那麼，他又怎麼會在《春秋》裡從頭到尾地去「改時」？即便要改，也應該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來體現自己治理國家要「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如果按趙伯雄所說「這裡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該是統改為夏時才對。

「行夏之時」的這個問題，古人早就想到了，儘管他們所想的並不是上述這種疑惑。宋人胡安國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傳」之地位的《春秋胡氏傳》裡提出了一個「以夏時冠周月」的說法，認為《春秋》雖然改月，卻沒有改時，記月份用的是周曆，記季節用的是夏曆，這一點倒與趙伯雄遙相呼應。胡安國解釋說：孔子為顏淵講授治國之道說「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說「春王正月」，孔子這是說到做到了。至於有人提問：「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雖然是聖人，畢竟不是天子，他憑什麼以《春秋》改正朔？」話雖在理，但孔子一方面「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一方面又依據周曆記事來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變正朔。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把「王」字加於「正」字之上，正如《公羊傳》所謂是「大一統」的緣故。198

胡安國這個議論並非無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劉知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