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頁(第2/2 頁)

「冬十月，子卒」，據《公羊傳》的解釋，「所謂『子卒』，是說子赤死了；死了卻不記日子，是表示哀慟；為什麼哀慟呢，因為子赤是被弒而死。」文公時代屬於「有聞世」，孔子對這時候發生的悲劇還能夠感同身受，這就叫做「痛其禍」。

《春秋·莊公三十二年》記有「冬十月乙未，子般卒」，這就是「有傳聞世」所發生的事情了，子般之死在性質上和子赤之死類似，但時隔太久，沒有感同身受的體會了，所以也就記下了『乙未』這個具體日期，這就叫做「殺其恩」。274

董仲舒這番議論，如果拿「三傳」互相比照來看，就很成問題。比如昭公二十五年的兩次雩祭，《左傳》的說法就是「因為旱得太厲害了，所以又搞了一次雩祭」，275而昭公攻打季氏是在同年九月；276至於《榖梁傳》，給出的解釋純粹是在分析語法。277

拋開「三傳」的分歧不管，董仲舒確實在公羊系統之內提出了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這就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記事中體例上的前後出入描述為孔子有意為之的，並在其中蘊涵著深刻的哲理。但這與其說是董仲舒透過一番辛勤的鉤玄索微而探明瞭孔子的隱義，不如說是他借著對《春秋》的詮釋來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

董仲舒的經學發端已經有了蹈虛之嫌，及至東漢，何休又在蹈虛的基礎上再踏一步，發揮董的說法，認為在傳聞之世，天下衰敗，治道方起，所以才要嚴本邦與外邦之別，所以才要多照顧國內的事，少管一些國外的事，所以才要錄其大者、略其小者；到了所聞之世，已經能見到一些昇平氣象了，這時候就不再嚴本邦與外邦之別了，大家都是華夏一家，該講華夷之辨了，嚴華夏與夷狄之別；等到了所見之世，天下太平，華夷之辨也沒必要再講了，因為夷狄都已經被納入了華夏系統，受封爵位，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就該推崇仁義、反對那種用兩個字取名的現象。278

</br>

<style type="text/css">

banners6 { width: 300px; height: 250px; }

dia (-width:350px) { banners6 { width: 336px; height: 280px; } }

dia (-width:500px) { banners6 { width: 468px; height: 60px; } }

dia (-width:800px) { banners6 { width: 728px; height: 90px; } }

dia (-width:1280px) { banners6 { width: 970px; height: 250px; } }

</style>

<s class="adsbygoogle banners6" style="display:le-block;" data-full-width-responsive="true" data-ad-client="ca-pub-4468775695592057" data-ad-slot="8853713424"></s>

</br>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