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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益師卒，這一件事，「三傳」給出了三個說法。這些說法是否自洽另當別論，單單局面本身，已經很讓人困惑了。在讀者的眼裡，這恰恰就是「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事情發生得太過久遠了，真相實在不容易搞清了。

三個「異辭」還有一層意思，《公羊傳·定公元年》有：「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這是說《春秋》在記述孔子生活的定公、哀公年代時，語多隱晦，就算被記錄在案的當事人（或謂定公、哀公，或謂掌握實權的季氏）讀了《春秋》，也瞭解過對《春秋》相關文辭的解釋，也不會看出其中記載了自己的罪行。

孔子為什麼會這麼作？司馬遷說孔子著《春秋》，對古史可以暢所欲言，對時事難免多有忌諱。271這樣看來，三個「異辭」不過是孔子的明哲保身之道而已，況且，若真如《公羊傳·定公元年》所說，連事件當事人在看過《春秋》、問過解釋之後也不明白其中褒貶，後人又有多大可能可以看懂？

倒是這裡對曲筆之正當性的論證對後世影響很大。《論語》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春秋》又被解出了略外別內、掩惡揚善之義。劉知幾謂自此以後，史家凡是事涉君親的便多有隱諱，雖然按秉筆直書的標準有些虧欠，但名教賴此而存。272——這是後話，而當下還有著一個問題：如果這樣一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也能被當作三科九旨之一的話，這也能算是《春秋》的一個核心綱領嗎？至少這與前邊那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缺乏可比性。

事實上，這個所見、所聞、所傳聞，被公羊家作了深刻的發揮，敷衍出了極其著名的「三世」之說。——這個說法或許有著法家「三世論」的淵源，273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把《春秋》記載的全部魯國十二位國君的世代，按照由近及古的順序分為三等，即所見之世、所聞之世、所傳聞之世。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一說魯襄公二十二年），所以魯襄公之後的哀公、定公、昭公時代就是孔子親眼所見、親身所歷的時代，是為「有見世」；而在孔子剛剛出生和出生之前的襄公、成公、宣公、文公的時代對孔子來說也不算距離太遠，是為「有聞世」；而更以前的僖公、閔公、莊公、桓公、隱公的時代就要算是「有傳聞世」了。孔子對這三個不同的世代，態度是不一樣的。對於「有見世」這是孔子自己親身生活的時代，批評起來就比較委婉；對於「有聞世」，批評起來就要直白一些了；對於「有傳聞世」，議論起來就更加不留情面了。這就是親疏有別、貴賤有別、內外有別、遠近有別、輕重有別的道理。

被董仲舒這樣描述出來的孔子好像有些堂而皇之的滑頭，但董的道理是：好人作了壞事應該受到批評，壞人作了壞事也應該受到批評，但好人和壞人不該受到同樣的批評，對好人的批評應該多一些含蓄才對，這才能顯出賢與不賢之別。同樣，對尊者的批評、對國內事務的批評，也應該按照這個原則來辦。從道義上說，不該詆毀尊貴的人；從處世的智慧上說，也不該讓自身安全受到威脅。所以在發表議論的時候，對距離自己越近的世代，言論就越是謹慎。看孔子對自己所生活的昭公和哀公時代，批評起來就格外的委婉。所以說，進能安邦、退能全身，這就是《春秋》之道。

董仲舒舉例以說明，《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記載著七月上旬魯國舉行了一次求雨的雩祭，下旬又舉行了一次。《公羊傳》解釋說：「下旬的雩祭其實不是雩祭，而是魯昭公聚眾要驅逐季氏。」那《春秋》為什麼要這麼寫？因為昭公時代是「有見世」，這個雩祭是孔子同時代裡發生的事，事件的主人公又是魯國的當權人物，所以孔子的措辭才這麼隱諱，這就叫做「微其辭」。

《春秋·文公十八年》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