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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以一人臨天下萬民，雖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親。君主之能在於用人。因此，養育人才、選拔人才便成了歷代有為君主、政治家重視的問題。朱棣說：

致治之要，以育才為先。……苟不養士而欲得賢，是猶不耕耨而慾望秋獲，不雕鑿而慾望成器。故養士得才，以建學立師為急務也。

任人之道當擇賢才，擇之審則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當，不以私暱而妨賢，不以非賢而曠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眾之才。知其果賢矣，聽之勿疑，則可以養其忠亮。授之以事，則可以責其成功。夫賢才在位，則不賢者遠，官皆稱職，而庶事鹹康。

這裡，朱棣提出了幾項主張：1．致治須資賢才，賢才須養之而成，故育才須從建學立師為急務。2．任人當擇賢才，擇賢才當取之至公而用之至當。3．用人果賢，聽之勿疑，官皆稱職，庶事鹹康。

但是還應該補充一條，即君主要使士為己用，必須待之以禮，否則將不會得士。朱棣說：「人君之於臣下，必遇之以禮，待之以誠，不如是則不足以得賢者之心。夫君不獨治，必資於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謂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觀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禮，則天下之士鼓奮而相從。待下無禮，則天下之士納履而遠去。」

在中國古代，士是一個獨立的階層，它可以為君所用，也可以不為君所用，關鍵要看君所實行的是什麼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時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趙翼說：「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　因而朱元璋竟然規定了「不為君用」的法律。儘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拒絕與明廷合作。 有鑑於此，歷代開明的統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禮臣下的觀念。禮臣下並不是朱棣的發明。

在君主制社會中，雖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數政務卻有賴於臣僚去完成。君與臣是一對矛盾，不僅在權力分享上，也在治國方略之異同上，他們常會發生衝突。是出於公心還是滿足私慾，是立足於長治久安還是隻顧眼前安樂，往往是他們衝突的焦點。作為君主，如何對待臣下的意見，作為臣僚，如何「輔佐」君主，是又一個為歷代政治家注重的問題。按照中國的傳統，納諫、聽言是君主為人們所稱許的美德。不畏威暴，敢於諫諍，則是臣僚應盡之責。在《聖學心法》中朱棣說：

人君日理萬機，事難獨斷，必納言以廣其聰明，從善以增其不及。虛心而聽，不惡切直之言。寬大有容，以盡謇諤之諫。苟不謙己和顏，以接群言，則臣下雖有直言，不敢進矣。故聽言者國之大福也。眾言日聞則下無蔽匿之情，中無隱伏之禍，而朝廷清明，天下平治矣。

納言之要，在於虛心約己，倘有自用，必不得言。另外，人君居高臨下，若不和顏下士，則人亦有言而不敢進。但君主之納言，目的仍在消除禍患，長治久安。

那麼，何者可親，何之可斥？何言可納，何言可拒？朱棣提出了公正的原則：

夫言有似是而非，貌有似真而偽，人君不可不辨也。君子處心公正，表裡如一，小人則用情私邪，險陂傾側，當審其邪正，慎其用舍。……然自古忠邪難辨，惟明君則能識之。

他批評了那些「庸主」、「昏主」之所為，必然終至敗亡：

若夫庸主則不然，好諛而喜佞，拒諫而飾非，恣其志之所為，極其心之所欲。享重祿者，固榮而保位，居下僚者，懼罪而畏誅。緘默不言，耳目壅塞，俱蹈敗亡，可勝惜也！

惟昏主則不然，以聚斂者為足以稱其欲，巧佞者為足以悅其心。膠固而不移，糾結而不釋。如是則忠正者不得入，小人進而君子退，欲國不危，豈可得也？

納諫親賢說在中國是有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