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頁(第1/2 頁)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首賊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餘人往來兩縣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剿捕。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之。於是，慶等奏調緣河備倭都指揮張翥所領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調兵二千，俱聽翥率領捕之。時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共進言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不得已逃竄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況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思處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若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

這裡所錄的，並非永樂年間「民亂」、「強賊」之全部情形，但卻可以說幾乎無年無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發生於永樂十八年的唐賽兒之亂了。這一年，朱棣正在準備進行第三次北征，鄭和正在準備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宮殿剛剛落成，安南的戰事正在打得火熱，還有，前面我們提到的皇太子親眼所見的山東大災荒也發生在這一年。層層的重負壓下來，都落在百姓的肩頭，他們實在不堪了，只有起來反抗。山東蒲臺縣民在女首領唐賽兒的號召下，佔領了益都，其後往來於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官軍青州左衛指揮高鳳剿捕敗績，朝廷又派安遠侯柳升充總兵官、都指揮劉忠為副總兵，帶兵徵討。雙方在益都發生激戰，都指揮劉忠戰死，而唐賽兒竟得逃脫。這時，另一叛民首領賓鴻正集眾萬人攻安丘，官軍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晝夜兼程從海上馳援，賓鴻不敵而敗。還有一支叛民隊伍在諸城為鰲山衛指揮僉事王真所敗。　叛亂終於被鎮壓了，僅被解往北京的「妖黨」就達三千餘人。　而唐賽兒仍然不見蹤影。據說，唐賽兒也曾被官府捕獲，「將伏法，怡然無懼色，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系兩足。俄皆自脫遁去。」結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將校諸官皆以失寇死」 。唐賽兒久捕不獲，朱棣懷疑賽兒可能削髮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詰之」 ，後來，搜捕範圍擴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師」 ，「先後幾萬人」 。

朱棣的搜捕毫無結果，不得不在永樂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宮殿告成之際大赦天下，宣告「各處監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還俗」。　谷應泰在評論朱棣的大搜捕時，將之比為「石閔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並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須者亦殺。」　玉石俱焚，良莠並除，如此民生，豈得寧乎。唐賽兒之亂是對永樂盛世的斷然否定，是對朱棣標榜「以愛民為本」 的統治的恰當評價。

永樂年間，不僅民生方面，政治、經濟、軍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官僚隊伍中「貪風永樂之末已作」，「請託賄賂，公行無忌」。　官員任用「漸循資格」，　辦事「循習」成弊，　經濟上鈔法敗壞，「物價騰踴」， 軍隊中「自永樂以後，新官免試，舊官即比試，賄賂無不中」，造成「軍職日濫」 ，「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修，軍士缺伍，攻戰屯守之法漸廢馳」。 由於「排程頻繁，營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廢，「虛有屯種之名而田多荒蕪」，「兵力之疲而農之業廢」　總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後世，而舉國上下已經漏洞百出。對於永樂時期的統治，我還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話，該書中鄒吉甫說：「我聽見人說，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

第四章　天下一統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個超邁千古的盛世名王，要達到這一理想，只有國內的安定康富還不夠，還要有無限廣闊的疆土，四海鹹賓的局面。可以說，朱棣自即帝位後，為此傾注了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