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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暉這番話，指出「母以子貴」為後儒新說，並非周人舊制，這話不錯，而「母后一般都出身較高」云云卻和公羊家的意見頗有矛盾，因為按後者的說法，諸侯結婚是謂「一聘九女」，這「九女」都是同姓貴族，身份上高低貴賤的差異並不是非常顯著的。

在這個問題上，陳錦城考據「『立嫡立長』之原則在春秋時期並無明顯史料以資證明」，至於「母以子貴」之說，則很可能是公羊家為了迎合時政而自創來的，如果把話說重一點，就是曲學阿世。

按陳的分析，漢代后妃大多出身微賤，但就當時情形而言，這似乎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春秋時期諸侯林立，貴族遍地，王子、公子和公主許許多多，門當戶對的等級內婚制自然可以大行其道，但到了西漢，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異姓諸侯如韓信等人被剪除殆盡，同姓諸侯又不能通婚，王室的配偶不到民間去尋還能到哪裡去尋？這就「無形中打破了等級的觀念。上位者對等級觀念一趨淡薄，遂予后妃的身份，有了更大的包容性。」411

陳考諸漢朝自高帝至武帝的后妃史事，推論有：一，在《公羊傳》著於竹帛之前，「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之說可能已是當時的俗語；二，在漢武帝被立為太子之後，這一繼承原則才真正得以確立，而自武帝以後，皇后與太子都遵循此說，因為它很符合皇帝本人的利益；三，司馬遷曾在董仲舒門下學過公羊學，他在《史記·殷本紀》裡對於紂王即位的那段涉及「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記載可能受了董仲舒的影響；四，董仲舒和胡母生治公羊學正在漢景帝時期，「當董、胡二人在著於竹帛而成《公羊傳》一書時，是否有可能把其經學立場一併加入，一方面討好景帝以利於學官，另一方面成就自己之學說，則誰也不敢保證其必無」。412

陳之推論中，對於第四點「誰也不敢保證其必無」，同樣「誰也不敢保證其必有」，第三點也殊難確證，因為《呂氏春秋》對於商紂王繼位的類似記載顯然成於司馬遷之前，第一點也屬推測而無鐵證，只有第二點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確從武帝之後，「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的繼承原則才真正以孔子思想這一光輝身份而大行其道，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年之久。

那麼，對於史書讀者而言，從中就可以讀出兩種真實，即「真實的事實」和「真實的影響」。在《春秋》裡恐怕很難找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這個「真實的事實」，但這並不妨礙經學家們把這「當作」一種「真實的事實」。

並非「真實的事實」本身，而是這種「被當作」的「真實的事實」，在社會與政治上產生著「真實的影響」。這就是社會學所謂的「託馬斯定理」，即「如果人們將某種情境定義為真實的，那麼這種情境就會造成真實的影響」。比如，人們認為是女巫造成了乾旱，所以要燒死女巫，在這個時候，女巫與乾旱無關這個「真實的事實」對於女巫的自救來講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與此相近的是所謂的「自證預言」，比如人們「相信」某家銀行將要破產而去瘋狂擠兌，結果這家本來毫無問題的銀行果然破產了。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無論其初始狀況如何，畢竟在後來的社會裡被奉為了天經地義。如《三國志》注引《典略》，公孫瓚歷數袁紹十大罪狀，第九條就援引「《春秋》之義，子以母貴」，說袁紹的母親身份卑賤，袁紹卻承繼家業，實在忝汙王爵，有辱宗族。413

但是，拋開社會慣性來看，這一堂而皇之的繼承法則，後來究竟對政權與社會的穩定起到了多大的助益，恐怕也只能從道理上作出推衍而很難從例項中尋求驗證。比如終有宋一朝，帝位的繼承情況便很有幾分反諷意味：趙翼有過統計，皇后、正位後所生太子，只有靖康（欽宗）、德祐（恭帝）二帝，而這兩位皇帝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