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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幾條線索裡，前輩學者們走出了兩條完全不同的推理之路，一是認為僅在九年之間兩次城郎有些說不過去，所以，隱公元年的郎和隱公九年的郎有可能是兩個不同的地方——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比如清人江永，他在《春秋地理考實》裡就是這麼分析的，不過說話多用「蓋」字，並非鑿鑿之言，92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即取江永之說；929二是認為此郎亦即彼郎，築城工作既非未完工，亦非出現返工，之所以前後文出現矛盾，是因為其間另有隱情：隱公元年雖然說費伯到郎地築城，其實這只是一個障眼法，線索就是費伯城郎之事並不見於魯國史冊——事情大約是這樣的：費伯揚言去郎地築城，其實目標是距離郎地很近的極國，這是兵家詐術，所以到了第二年，司空無駭和費伯看準時機，兩支軍隊聯攻大敗極國，這就是隱公二年所記之事，至於《春秋》所載隱公九年的那次城郎，那就是貨真價實地在郎地築城了——這一觀點見於清人惠士奇的《春秋說》，大膽假設，難以求證，所以也和江永一樣用「蓋」字說話。930

誰對誰錯，難以辨別。這樣一件史料上的小事，從事實本身來說也許毫不重要，但對事實的任何一種推測或解讀都會直接影響到孔子的微言大義。比如，如果說城郎這件事屬於未經魯隱公批准的擅自行動，而孔子刪掉這個記載，應該是為了給魯隱公留面子，這也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廣的「為尊者諱」的書法原則；如果城郎這件事是出於兵家詐術，孔子的刪削顯然就是另外一種意思了；如果孔子並不知道城郎的前因後果到底如何，甚至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所以沒有寫在《春秋》上，那肯定也就不存在什麼微言大義了；如果魯史舊文確有城郎的記載，孔子並未刪削，而是照錄不誤，只是這條竹簡不小心丟掉了（這是很有可能的事），他當初有什麼微言大義就更難說清了。

越發讓人頭痛的是，舊意見爭執未休，新說法又不斷出現。竹添光鴻根據《路史》說，讀作fèi的費地是滑國的地盤。雖然《路史》並不是一部可靠的書，但竹添光鴻接下來的推論卻很有幾分道理：城郎之事為什麼沒有經過魯隱公的批准，是因為魯隱公當時正在服喪期間，國家政務都委託給大臣辦理。

這個說法的出處應該是《尚書·無逸》和《論語·憲問》，931大意是說，在上一任國君剛死、新國君即位的時候，新國君要服喪三年，在這三年當中，新國君不問政務，把一切國政都交給冢宰（近似於後世的宰相）打理，大臣們也各安其職，聽命於冢宰。

新君三年不聽政，這事聽上去匪夷所思，但孔子說古人都是這樣的。可是，難道春秋時代也這樣嗎？——就在這隱公元年的三月，魯隱公就有和邾儀父盟於蔑的事情，這又該怎麼解釋呢？竹添光鴻當然也注意到了這個矛盾，彌縫道：在春秋時代，就算剛死的那位國君還沒下葬，新君也是可以出席盟會的。932——解經的努力，總難免顧此而失彼，若為避免失彼，又難免要多方彌合。

第二卷 隱公元年夏

第一章 《左傳》經解：鄭伯克段於鄢

《春秋·隱公元年》在該年夏天的記事上只有一句，即「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鄭伯克段，這是發生在隱公元年的一件頭等大事，把《春秋》的敘述直譯過來就是：「鄭伯在鄢地打敗了段」，至於這件事究竟來龍去脈如何，究竟誰對誰錯，究竟哪個該褒、哪個該貶，《春秋》一點都沒說。所以，如果想從中體會出聖人留下的春秋大義，人們就不得不去「深刻發掘」了。

發掘工作自然不全無線索。——經義既然無法直接求之於《春秋》，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求之於三傳。在這件事上，《公羊傳》和《榖梁傳》詳於大義而略於事實，《左傳》卻有一段極其詳細的敘述，這段敘述也因其文辭的精彩而被傳為先秦古文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