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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代,郭嵩燾再論始隱,上承孫、徐兩說,認為孫復所謂的「《春秋》之作,為天下無王也,非為隱公也」最是得當,但在始隱的問題上,宋儒的「尊王黜霸」之論把聖人之心想得太過狹隘了,而其真義遠遠不止於此,而在於「明周之無可望也,聖人傷萬世之心也」,於是以周朝法度來正天下之諸侯,此即《公羊傳》所謂「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一句的深意所在。40
論者越來越多,道理也越講越深,但是,無論孫說、徐說還是郭說,和上述諸說一樣的問題是:禁不起較真——難道周平王一死,以後就絕對不可能出現中興之主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東遷和魯隱公即位聯絡在一起的話,顯然最恰當的情形應該是:周平王東遷和魯隱公即位在同一年裡。但這種巧合實在難求,那麼,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東遷之後,魯國第一任新君就是魯隱公。但是很遺憾,符合這個條件的卻是魯隱公的父親魯惠公。
4.「惠公二年,平王東遷」:彌合經義的新版史料
不知道那些古代經師們有沒有這樣暗自感嘆過:如果把魯惠公換成魯隱公,那該省去多少麻煩!——這並不是一個荒誕的想法,因為它真曾被人當真過,如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裡便認真地闡釋過:《春秋》為什麼不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答案很簡單:《春秋》是一部討伐亂臣賊子之書,而隱公後來正是被亂臣賊子害死的。41如果聯絡到隱公對桓公(殺害隱公的合謀者之一)的好處,給人的感觸自然更深。42
何焯之論雖也在理,畢竟屬於主觀臆測,而對於這同一個問題,沈括《夢溪筆談》則「接近客觀」地看到了一線曙光。他寫道:按照《史記》記載,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即位,那麼魯惠公就是東周開始後魯國的第一任國君,所以《春秋》應該始於魯惠公而不是魯隱公才對,這是《春秋》的「開卷第一義」,當然很重要,專家們都對此議論紛紛,當年啖助、趙匡這兩位早期的經學名家對此竟然毫無闡說,搞得後來的學者們大惑不解,只是《纂例》裡邊有八個字的小註:「惠公二年,平王東遷」。如果此言屬實,平王東遷之後的魯國第一任國君就不是魯惠公而是魯隱公,《春秋》便自然從魯隱公開始,也許啖、趙以為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才不作解釋的吧。但是,這八個字的說法與《史記》不同,也不知道啖、趙從何而知。我又曾見士人石端編過一本相當周詳的紀年書,其中記載平王東遷也在魯惠公二年。我很興奮,趕緊找石先生詢問出處,石先生說這是一本史傳裡記載的,一時卻找不到那本史傳,後來也再沒見著。43
沈括這一線曙光就這樣一閃即逝,後來王應麟談到這件事,說《鹽石新論》裡有個說法,認為啖、趙之說出自何休的《公羊音訓》,而那應該是何休的筆誤。是非難以判斷,只能繼續存疑。44沈括和王應麟提到的啖助、趙匡兩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學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傳,好在其主要見解大多儲存在《纂例》之中,這部《纂例》也就是前文已經引述過的唐人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
《春秋集傳纂例》卷二《魯十二公譜並世緒第九》介紹魯國國君的世系傳承,提到魯孝公死後,兒子魯惠公即位,然後就是那八個字的小註:「惠公二年,平王東遷」,但這筆帳究竟是怎麼算出來的,當真很難說了。
這一類的說法,無論細節如何不同,無論方法如何各異,核心原則基本都是一樣的:第一,魯隱公之時代是天下大勢的一個轉捩點(如呂大圭《春秋或問》);45第二,雖然《春秋》在形式上是以魯國為本位,但那只是個幌子。宋代趙鵬飛《春秋經荃》於此說得最是明確:「《春秋》之作,為周也,非為魯也」,且是一部「中興周世之書」。
趙是從《論語》裡孔子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而斷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