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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昭公十七年》：「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這是說大火星的出現按夏曆是在三月，按商曆是在四月，按周曆是在五月。這話就說得相當明確了。

「改月」倒也不會給實際生活造成多大障礙，比如現在使用公曆，相對於農曆來講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還都照舊生活，沒多少人會覺得這有多大的不變。然而，如果季節的說法也跟著變了，那就麻煩得多，而《春秋》恰恰就存在這個問題。

《春秋》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節之名，比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說：「魯隱公元年，春天，周曆正月」。但是，周曆正月是夏曆十一月，而夏曆十一月無論如何也不該算是春天。本來按夏曆的劃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改成周曆之後，居然還是一、二、三月是春天……這麼排列下來的，月份一改，連季節也跟著改了。

古人稱季節為「時」，所以把這一改動稱為「改時」。可是，如果季節當真被這樣改動過，難免會給農耕社會帶來很大困擾。所以，如果《春秋》的時間記錄當真是魯國一代代史官忠實所記，如果魯國當真奉行這樣一種不但改月、而且改時的曆法，這實在是難以想像的。

但是，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獻，會發現那時人們所說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來意義上的（即夏曆的）春夏秋冬，絲毫沒有「改時」的跡象，而能夠證明存在「改時」的記載卻一例也找不出來。趙的結論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後，「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

趙、楊的分歧於此可見。楊說：「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際時令相合。《春秋》之四時，則不合於實際時令。」190而趙的意思卻是：《春秋》之「改時」，既在實際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則當屬子虛烏有，《春秋》之四時不合於實際時令，這是為什麼？——這就牽扯出《春秋》作者的問題了，楊曾從文字比較來作分析，認為《春秋》就是魯史原文，並不存在孔子的手筆；191而趙則從時間記載入手，分析出《春秋》必然經過某人有意識的統籌。

楊列舉了多條材料證實《春秋》只是魯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2）《論語》對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隻字未提；（3）《春秋》前後體例有不統一的地方，不像經過統一編纂；（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裡竟然也是一樣寫的……

這些材料雖然說服力很強，但要把立論鑿實似乎還不足夠。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可能只是一時一事之論，再說人到底是會變的，不能因為看到某人三十歲那年立誓戒菸的史料就認定他五十歲抽菸的史料為偽；（2）《論語》沒提並不意味著事情一定沒有，也許是竹簡脫落，也許是在後人的編纂過程中被人為刪削，也許孔子根本就不願意多提這事（他覺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這點可以參考前述蘇洵的《春秋論》）；（3）《春秋》前後體例不統一，也許是孔子沒改完全，也許是他粗心大意，也許是隱含著什麼微言大義而特意留下破綻等待後人發掘；（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裡竟然也是一樣寫的，有可能孔子對魯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變，和其他諸侯國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魯史原文的內容……

3．行夏之時：假天時以立義

趙伯雄的意見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後，「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春秋》裡實實在在地記載著不合於實際時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該如何解釋？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記載時間的語句，可以歸納為：其所記不外乎四項時間因素：年、月、月相、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