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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對話來看，範宣子所講的「死而不朽」應該是比較原初的意義，所謂不朽，是世系的永存，是祭祀的不斷，是「香火」的千年萬代。——很多時候，社會變了，詞語卻來不及變，而適應於舊時代的舊觀念無法在新時代裡繼續安身立命，舊瓶裝新酒的情形就難免發生。所以，當宗法社會崩潰以後，人們在祭起周公和孔子的大旗的時候必然會面臨一種兩難處境：如果當真要搞周孔那套，與時政格格不入，很難再行得通；如果想行得通，就得或多或少地掛羊頭賣狗肉，要搞修正主義的周孔主義。

就後者而言，真正在中國傳統中大行其道的名義上是周公和孔子，實際上卻是董仲舒版、何休版、鄭玄版、孔穎達版、朱熹版等等各種版本的周公和孔子，羊頭很大，狗肉很多；就前者而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井田制的復古理想，經學讀到原教旨主義的程度，很容易在現實當中碰得頭破血流——比如「在王安石的改革失敗後，一個當時的哲學家看來憂傷失望地寫道：『即使是禹（他被說成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建立者）也無法成功恢復財產的公社所有制。因為每件事都變化了。河流在河床中乾涸，所有被時間磨蝕的東西都永遠消失了。』」1300

莫斯卡在如上介紹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把它歸納為現代集體主義的先驅之一，而這樣一種現代思想的先驅卻是以復古的形式出現的，而且古代當真有可能存在這種的集體制度，但它是屬於宗法社會的。現在我們知道，如果全盤推翻傳統而代之以另一種全盤性的制度（無論後者屬於復古還是創新）其結局都將是災難性的，而單項制度的變革也往往會因為水土不服而南橘北枳。對於兩千多年前的「水土」，再來看看古朗士的說法：

宗教欲掌火有大主教，並不許教權有所分。家火的大主教即父，居里火掌於居里長，各部落亦有其宗教首領，雅典人名之為部落王。邦宗教自應亦有其大主教。

邦火的大主教亦名王，有時亦稱以他種名稱。他的主要職責既是掌火教士，希臘人亦稱他為「掌火」，又稱為「阿公特」。在王、掌火、阿公特等各種名稱之下，我們應認為宗教首領。他維持火的不滅，主祭祀、禱告，主持公餐。1301

我們看到的簡直就是周代宗法社會的面貌，尤其是「並不許教權有所分」，宗法之大宗正是「百世不遷」的，周天子就是全國大家庭當中最大的父家長。由對宗法社會的不斷瞭解之中我們會發現儒家思想的很多所謂道德訓誡都有其生根發芽的獨特土壤，他們是否具有鶴立雞群的優越性是需要作出認真比較才能得出結論的。這一比較的思路可以參考一下莫斯卡的意見：

如果宗教如此重要，那麼在一個基督教民族和一個偶像崇拜民族之間的道德差異應該極為不同。當然，如果我們比較一個文明的基督教民族和一個野蠻的、偶像崇拜民族，道德上的差異應該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們把兩個野蠻程度相近的民族放在一起，其中一個信仰基督教，而另一個不信，還是可以發現，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的行為非常相似，或者至少沒有明顯差距。現代阿比西尼亞人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我們把仍然信仰異教、但在政治上組織相當好的馬可·奧勒留時代的社會與（圖爾的）格列高利描寫的無序的基督教社會相比較，我們很懷疑，這種比較會有利於前者。1302

如果要對社會結構以及觀念上的差異在世界範圍內作出一些當然未必精確的比較的話，周人強大的宗法觀念雖然在秦漢以後社會制度翻天覆地的變革之下失去了相當程度的立足之地，但舊瓶裝新酒式的解經方式仍然保留著一些舊有觀唸的強大慣性，儘管這些觀念是以借屍還魂的形式重新被呈現的。

大宗強大的父權與百世不遷的世系加之周人的天命思想似乎就是公羊學大一統觀唸的源頭，當年的宗統雖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