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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喪服四制》接下來的一句是：「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母親死了，兒子服喪守孝，要服多長時間呢？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個「具體情況」，是看母親死的時候父親還在不在世，如果父親已經亡故了，那要為母親服三年之喪，如果父親健在，就給母親服一年之喪，原因就是「見無二尊也」。

古人君、父常常連稱，如《禮記正義·喪服四制》孔穎達疏：「『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究其原委，就是族權與王權之合一，而治國之「道」就在其中。——《孟子·離婁上》：「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而反推，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修齊治平」。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既很切身，又很容易，不必捨近求遠、舍易求難，這就是《孟子·離婁上》下文說到的「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孫奭解釋這段話說：「只要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天下就會太平大治。親親就是仁，長長就是義。」1279焦循更有發揮，說：「親其親，就不至於無父；長其長，就不至於無君。堯舜之道其實很簡單，只不過是孝悌而已。正如《論語》說的，孝悌之人沒有犯上作亂的。如果拋開這最簡單、最基本的孝悌而高談心性、辨析天理人慾，這就是孟子所批評的捨近求遠、舍易求難。」1280

焦循這番話看來對宋、明學者們流行的天理人慾之辨、心學性命之談很是不以為然。在那些力求篤實的清代學者看來，宋明心性之學簡直可以等同於魏晉的老莊玄談，1281尊心而廢學，終非正途。1282而從治道論，大道至簡：按照孔孟的傳統，搞政治其實很簡單，親親就是仁，敬長就是義，居仁由義，這就夠了。這都是很樸素、很切身的修養，相形之下，天理人慾、心學性命那些東西太高太玄，完全把路走歪了。

那麼，孟子對還是朱熹他們對？或者說焦循的批評在不在理？難道二程、朱熹、陸九淵、王守仁……這些赫赫之大儒全都違背了孔孟之道了嗎？——的確，在治國平天下的問題上，他們確實或多或少地違背了孔孟之道了，把儒學從政治學傳統引入哲學方向，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孟子》所描述的「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完全是周代宗法社會的面貌，和秦漢以後的社會格局截然不同。想像一下朱熹的處境，他就算想要齊家，到哪裡去找一個周代宗法意義上的家呢？所以，孔孟的政治主張很難實行於秦漢以後，儘管大家都還打著周孔、孔顏、孔孟的旗號，但湯裡必然是要換藥的。

周代之齊家，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治族，族長對族人有生殺予奪的大權。比如《左傳·成公三年》記載晉、楚兩國交換俘虜，楚共王在把晉國俘虜知罃釋放之前問知罃回國之後準備怎麼報答自己，知罃的回答中有這樣一段話：「等我回國之後，國君如果對我依法處死，我死了也會不朽；如果國君不制裁我，把我交給大臣荀首，他向國君請命，把我在宗廟按家法處死，我一樣會死而不朽。」1283知罃說的這位荀首就是自己的父親，當時正在晉國執掌大權，從知罃的話裡可以知道，宗族長可以在宗廟對族人施以家法，依家法是可以殺人的。

《左傳》經常國、家連稱，大約就是現在「國家」一詞的起源。「家」字在甲骨文中常用來表示祭祀祖先的場所，陳夢家釋卜辭「某某家」，認為是先王廟中正室以內。至西周時，「家」字被引申為政權，「我家」與「我邦」可以是一個意思。1284

雖然字面上都是「國家」，但周代之國家和秦漢以後乃至現代的國家在性質上是大不相同的，周人的「國家」更有家族的意義，家和國一樣都是政治實體，家臣對主上也會稱君、稱主。另一方面，族人雖然會受到宗族長的生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