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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際恆一一點評，把《左傳》這段解經之語全部推翻，最後歸結道：「從經文之中摘取字句加以臆斷，虛構經文的書寫體例，《左傳》就是始作俑者。」1359

姚這番話的殺傷力在於：否定了《左傳》是《春秋》的一脈相承，認為《左傳》的解經文字是揣測加附會而來的。如果把姚的意見和皮錫瑞他們的意見結合起來看，《左傳》的解經文字不但是被人硬生生插進來的，而且還很不可靠。

必須承認姚、皮二說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姚最後質疑《左傳》「不言出奔，難之也」的一番議論——的確，作為時政或歷史的記錄，史官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顧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通觀《春秋》經文也的確多有避諱和曲筆，但問題是：作為魯史的記錄者，憑什麼要為鄭國避諱，為什麼會對叔段的出奔感覺難以下筆？況且根據周代慣例，各國之間互通訊息，最合理的情況應該是：鄭國把克段之事通報給有外交關係的各國，各國史官把鄭國的通報原案照錄。所以，如果說史官下筆感到為難，應該是鄭國人感到為難而不是魯國人。——面對這些「合理的懷疑」，不知道《左傳》的作者會怎麼回答？

最具正義性的回答也許可以請法坤宏來作代表，他在《春秋取義測》裡這樣解釋道：《春秋》是為王者而作的。莊公和叔段這二人屬於兄不友、弟不恭，以至於在國內開戰，實在是人倫之大變，是不為王道所允的，所以才被《春秋》記錄在案。孟子說：「《春秋》，天子之事」，就是這個道理。1360

但是，真善美往往並不統一，真的未必就善，善的也未必就真，孰是孰非，殊難定論。看這短短的一段解經文字，充滿著無數的迷惑、矛盾與歧說。「三傳」各不相同，經學家們在對「三傳」的辨析與捍衛中不但沒能確定出孰真疏偽，反而給出了更多的答案。這就意味著：作為歷代政治哲學的最高準則，聖人之意即便是真實存在的，至少也是陷入重重迷霧之中讓人無法看清的。簡而言之，一方面可以說孔子思想主導著中國兩千年主流的政治文化，而另一方面卻是：誰也說不清孔子思想到底都是些什麼。今人經常責備科舉制度鉗制思想，但在觀念上，多元化與大一統本身便很難相容，再者，至少在技術層面而言：無論科舉考試的正誤標準是採取孔穎達主義還是朱熹主義，至少是對孔子思想的一種官方定讞，否則的話，對於同一段經文顯然可以有著無數種解釋，而這些解釋都有可能是正確的，或者都很難被證明是錯誤的。——隋文帝時代就發生過這種尷尬，國子生接受策問，博士卻沒法判斷優劣，其原因就是大家所學的經義有南有北，全不一樣，而又很少有人能夠通曉全部經說來作出判斷。1361

經義多元化的風險是：「第一，多元化可能墮落成為派性之爭，特別是當它和政治鬥爭或朋黨之爭糾纏在一起時更是如此。第二，多元化會引起對抗，而對抗可能升級為壓迫。第三，在強大的正統和不斷擴張的一致性之下，多元化會衰退。」1362

這三種情況都是令人擔憂的，於是，經義需要統一，學子們也需要集中精力學習權威版本。在《左傳》的領域裡，杜預的解釋自然算是經典。就克段事件，杜預認為孔子作《春秋》是改自魯國舊史以申明大義，譏諷鄭莊公失教是因為他沒有對弟弟早作妥善的安排，而是養成其惡；叔段出奔而《春秋》稱之為「克」，是為了說明鄭莊公意在殺弟——意在殺而實出奔，《春秋》更為重視的是人的主觀意願，所以寫「克」而不寫「出奔」。1363

杜預雖是《左傳》名家，但這個解釋顯然和漢代公羊大師董仲舒有異曲同工之妙，《春秋》決獄，原心定罪，誅心之論，這是西漢年間的公羊學主流。

（二）誅心之論與原心定罪·趙盾弒君

誅心之論雖然被公羊學發揚光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