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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端學說：《春秋》不書常事，只是憑著屬辭比事使涵義自己表達出來而已。——證據是，孟子說過「其文則史」，孔子說過「其義則丘竊取之」，這就像朱熹說的「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所以，「三傳」雖然不能說是完全無補於經，但它們揀了芝麻，丟了西瓜，拘泥於一詞一字而疏忽了事件本身，對所謂一字之褒、一字之貶錙銖必較，憑空生發出不少義例，遇到實在講不通的地方就穿鑿附會。單是「三傳」這麼搞就已經把路走歪了，而後來何休、範寧、杜預他們又錯上加錯。解經越深，聖人的經世之志就越是淹沒不聞。再後來的那些儒者雖然用力甚勤，但大體上還都沒脫出這三家的圈子，使聖人明白正大的經義反而變成了隱晦詭譎的說辭，實在可嘆。幸而啖助、趙匡等人出現，辨三傳之非，但這些人各自的經說仍然在褒貶凡例裡打轉。

程端學簡述《春秋》學的歷史，感慨良多，尤其是一句「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看來前賢們的種種努力大多隻是在「積弊」上作著貢獻。那麼《春秋》到底該怎麼去讀、怎麼去理解？程端學的答案是：只看經文字身，把心放平，不要求深求險，悉心體會經文宗旨，這樣的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便會首尾貫通、井然有序，自然也就不會受到那些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解說的蠱惑。聖人的拳拳之心與克己復禮之旨也就昭然若揭了。1518

看程端學對前賢們的評述，我們似乎可以不大恭敬地作出這樣的理解：從漢代到元初，大家基本上都是瞎說。但是，站在後人的立場上，難道程端學真就到達了「春秋本義」麼？至於再度被提出的舍傳求經的方法，看上去越來越像因噎廢食了。我們可以比照《宋史·王安石傳》裡的一條記載：「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斮之，傷而不死」——這條記載很像《春秋》文風，事情很簡單：登州有個女人嫌棄丈夫長得醜，夜裡拿刀砍他，但沒能砍死，只是砍傷了。史官接著就講朝臣們對這案子的意見，有說該這麼判的，有說該那麼判的，最後皇帝認可了王安石的判決意見。1519

誰判得對？這問題就類似於解經誰解得對。到底為什麼對，讀者可以從史官對案件的描述中細心體會。但我們從常理來看，事情應該不會這麼簡單，僅僅因為丈夫長得醜就對他動刀子，這也太匪夷所思了。但問題是，如果關於此事的記載僅有《宋史·王安石傳》這一處，1520我們得不到更詳細的卷宗，那麼，僅從這短短一句話裡就真能得到合乎理性的結論嗎？

（三）宋、元之際：不仕二朝與華夷之辨

解經也是這樣，不過，不論有無對錯，也不論誰對誰錯，新時代總是有些新氣象的。王道、霸道之別，天理、人慾之辨，影響著新一代的學人，解經的詞句裡也要出現符合時代風氣的名詞了。

比如看胡震《周易衍義》解釋上九爻辭，《小象》有「『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胡震分析「大得志」的這個「志」究竟是什麼，說：「以下之明去上之暗，其志在於去害而已」，接下來就拿克段一事舉例說明：鄭伯克段，一開始的時候始終隱伏不發，等到叔段發兵襲鄭的時候再一舉除之，議者批評鄭莊公養成叔段之惡，然而成、湯、文、武這些聖君也曾養過桀、紂之惡嗎？——並非如此！商湯和周文王都是唯恐夏桀和商紂不夠英明，鄭莊公則是意在使叔段越陷越深，所以，商湯討伐夏桀和武王伐紂都是不得已而為之，鄭伯克段卻是處心積慮而為之。一是公心，一是私心，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從這個對比當中就可以看出天理和人慾的不同。1521

胡震以史事闡述《易經》的哲理，把鄭伯克段和武王伐紂來作對照，最後歸納出來的是「天理、人慾之分」，這是理學化的易學，克段一事也被納入了理學框架。親親之道和當國不地都不提了，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