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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之道，首在人倫，「修己以安人」，1487這是儒家的一個普遍觀念。真德秀《大學衍義》在修齊治平的序列上僅僅論及齊家，因為「四者（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1488朱熹曾經概括《春秋》的開篇大義，說：「《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1489——《春秋·隱公元年》寥寥幾件事，便述盡了君臣關係、夫婦關係、朋友關係和兄弟關係，這些既是切身小事，也是政治要訣，故而「修身而後齊家，齊家而後治國，治國而後平天下」，按部就班，順理成章。

那麼，如果再問一步：當叔段已經具有京邑、併吞廩延之後，亂象已生，這時候鄭莊公又應該怎麼做？換句話說：如果在這時候把大舜放到鄭莊公的位置上，他又會有什麼妥善的解決之道嗎？

——蘇軾就曾經議論過這個問題。作為宋代蜀學的領軍人物，蘇軾雖然沒有《春秋》方面的專著，倒是有過一些相關散論的，其中便有一篇《論鄭伯克段於鄢》，認為到了叔段亂象已生的時候，就算大舜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對叔段是非殺不可的。《春秋》之所以稱「鄭伯克段於鄢」，而不稱「鄭伯殺其弟段」，是認為到了這個時候就算聖人也無法保全兄弟之情。夫婦、父子、兄弟之親，都是天下之至情，至情之間釀成這般相互殘殺的局面，定非一日之寒。——鄭莊公到底應該怎麼做？蘇軾品評「三傳」的解決方案道：《榖梁傳》給出的解決之道是「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但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矛盾之深都已經到了這種田地，就算真的緩追逸賊，恐怕也保全不了親親之道了。所以說，真到了這種時候，就算聖人也會殺弟，但聖人顯然有辦法防患於未然，不會使事情惡化到這般地步。《公羊傳》說「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又分析當國、內外云云，見識短淺。《左傳》認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敎」，若要探求聖人的深意，《左傳》還是比較可取的。1490

看來，即便大家都能同意用大舜和周公來作參照系，得出的結論也未必相同。甚至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據《舊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傳》，李世民的手下勸他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說是那兩人早就想除掉李世民了。見李世民遲疑不決，大家就引大舜為例，問道：「您覺得大舜這人怎麼樣？」李世民自然是一番誇讚，說大舜既是孝子，又是聖君。大家再問：「大舜當初被騙到井裡的時候，如果沒能僥倖脫身，豈不就被困死了，哪裡還有被人誇作孝子的機會？被騙到穀倉上的時候，如果就那麼被燒死了，又怎麼可能在將來成為聖君？小委曲可以忍一忍，但大難可一定要躲一躲！」李世民這才下了決心，要把李建成和李元吉除掉。1491

周公誅管、蔡的例子也被這些人援引過。《舊唐書·房玄齡傳》載，李世民到李建成那裡吃飯，中了毒，一眾手下大為驚駭，房玄齡便和長孫無忌商量，說現在矛盾已經化解不開了，再這樣下去恐怕會出大亂子，到時候不要說秦王府，就連國家社稷都會動搖，那還不如學周公好了，古人說「為國者不顧小節」，該下手就得下手。1492

同樣是大舜和周公的例子，重要的是解釋權掌握在誰的手裡。

7．呂祖謙《東萊博議》：科舉範文

如果不對大舜和周公的故事作出過度曲解的話，不得不承認這兩個光輝形象（尤其是大舜的形象）實在是太高大了，高大到幾乎遙不可及的地步。大舜和周公被樹立為了至高典範，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誰，和這兩位大聖人比起來只能顯出一副灰頭土臉，其間區別只是灰頭土臉的程度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