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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到此卻有一轉：呂祖謙寫這種科舉範文，這到底是直抒胸臆，還只是為了展示文章技巧？——呂祖謙另有一部《左氏傳續說》，1496也有專文論及克段一事，這回多用口語，毫不顧及文章華彩，而立意卻與《東萊博議》那一篇完全相反，說一開始姜氏為叔段請制的時候，莊公沒有答應，這全是出於一番好意，不是因為制地險要才不敢封給弟弟；後來祭仲兩次進諫，一是追溯先王之制，一是談到君之寵弟，也沒有看出兄弟不和的意思——尤其是「寵弟」二字，並未露出莊公要害叔段的意思，直到後來公子呂出來勸諫，語氣才開始激憤。看來莊公一開始並沒有要害弟弟的心思，只是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這才有了克段之事。1497

同一個人，兩部書，截然相反的兩番說辭，也不知道呂祖謙是想法有了變化還是一篇發自隨想，一篇只為技術示範？

不管呂祖謙的觀點變化，單看他立論的基點，主要都是從《左傳》出發，甚至「捨本逐末」，拋開《春秋》而專攻《左傳》，其分析議論與其說是琢磨經義，不如說是發表史論，從史事當中引發一些人情世故的道理。

當時，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各為一派宗主，呂在史學上著力尤深。一般在古人而言，史學畢竟要低經學一頭，1498而《左傳》的意義在於解經，如果僅把《左傳》當作史料來看，似乎辱沒了它。況且，讀史很容易讀出權謀利害，會把人的精神境界「帶得低了」——朱熹就這麼說過呂祖謙：「伯恭（呂祖謙字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1499

朱熹這番話是批評呂祖謙的，卻也間接地批評到了《左傳》。呂重視《左傳》，勸人讀《左傳》，甚至是遠離經義而徑讀《左傳》，而《左傳》恰恰多有「賤王尊霸，謀利計功」的論調。孟子很硬朗地說過「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1500而《左傳》卻每每對齊桓公、晉文公這些霸主的事業津津樂道，所有早有人議論過《左傳》的是非標準大異於孔子，所以作為《春秋》的解經之作是很不合格的，甚至顧炎武還舉出了這樣的例子：《左傳》記載周王室之事，居然有「王貳於虢」，「王叛王孫蘇」這樣的話，周室以王者之尊而稱「貳」、稱「叛」，好像與對方身份相當一樣。孔子說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可見《左傳》實在是不瞭解春秋大義。1501

顧炎武的批評是否得當，尚存異說，1502而《左傳》「賤王尊霸，謀利計功」，這風格總是看得出的。但是朱熹反對呂祖謙勸人讀史，並沒有否定《左傳》的意思，他自己曾說「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又說「《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再有「『三傳』唯《左氏》近之」，1503可見朱熹對《左傳》還算很推崇的，他之反對呂祖謙，應該是不滿後者把《左傳》作了史論而脫離了經學的高度。

呂祖謙由經入史，自然不會入得那些所謂醇儒的法眼，也算是經學陣營中的一個異數。而在王霸義利之辨上，朱熹的死對頭並不是呂祖謙，而是陳亮，但這就屬於另外的領域了。

趙鵬飛《春秋經筌》·為叔段辯護

隨著道德標準越樹越高，鄭莊公的罪過也越來越大，而在一片對鄭莊公的苛責聲裡，也有為叔段辯護的聲音。趙鵬飛挺身而出，說諸位實在錯會了孔子的深意，而要真實領會孔子的深意，就需要把握一項原則，並引進一個新的方法。

這一項原則，就是《春秋》的核心重點，即所謂名教，對鄭伯克段的索隱不能違背名教的宗旨；一個新的方法，就是以《詩經》之旨與《春秋》之意互相參照，既然《詩經》是孔子親手刪訂的，《春秋》是孔子親手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