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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敞是慶曆經學的領軍人物，慶曆年間正是新政時期，王安石變法，黨爭沸沸揚揚，政治見解之爭被闡釋為君子與小人之爭。一切矛盾幾乎都被闡釋為君子與小人的矛盾，而矛盾的化解方法大約之有兩途：理想的途徑是君子感化小人，比較現實的途徑是君子打倒小人。是謂「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1443經學的世界也是現實的世界。

3．王安石

王安石新政，對科舉考試也有很大的改革。唐代經學的科舉標準是孔穎達主持的「五經正義」，而進入宋代以後，政治形態有了變化，知識分子們對政治哲學也開始有了新的要求。唐代末年的藩鎮割據和再後來的五代十國的紛亂局面在宋人眼裡都是清清楚楚的近代史，遼國與西夏的壓力又是有著切膚之痛的時政，所以宋代經學大講尊王攘夷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經義順應時局開始不斷出現新解，但隨之而來的麻煩就是解經的人越多，經義也就越亂。那時候的人並沒有什麼多元化的觀念，經義一定要求統一。統一是必然的，問題只是統一於誰。宋神宗把這個重任交在了王安石的肩上，於是在熙寧八年頒行了《詩經》、《尚書》、《周禮》的王安石經義版，將之立為官學。1444

官學的意義在於：一個人要想走讀書做官的路線，就得背熟官學教科書，哪怕你覺得其他學者的經學再好，也只能棄而不顧。至此，孔穎達主義淡出歷史舞臺，王安石主義成為新時代的官方政治哲學。士子科舉，答卷與王學稍有不合，即被黜落。1445當然，無論是孔穎達主義還是王安石主義，在名義上和基本素材上還都是一樣的孔子的旗號，只不過要看誰把孔子思想解釋得更先進罷了。

從「變法」角度講，經義的統一也是必然之勢。一方面，變法「在道德保守主義者和其他改革反對派看來，這一切更像是法家而非儒家，為了反駁，王安石引用儒經來支援自己的立場」；1446另一方面，對國家經濟的通盤變法必然導致集權，這是哈耶克對現代社會的縝密推論，用之於古也一樣講得通的。王安石定「國是」，黜「邪見」，力圖使天下人的想法盡同於己。

王在科舉改革上步子邁得很大，不僅是自己的經義注講作為了考試標準，是為「新義」，他甚至還把進士科所考的「五經」科目作了變動：廢掉了政治哲學的第一經典《春秋》，替換為諸經之中最為晚出的《周禮》，此舉一出，天下大嘩。1447

為什麼要廢掉《春秋》，說法不一。大約因為自孫復以來，《春秋》這門學問越來越空疏穿鑿，讓大有實幹精神的王安石非常不以為然。而據孫覺《春秋經解》周麟之跋語：王安石曾經有心撰寫一部釋《春秋》之書以行天下，而孫覺的《春秋經解》已經先一步刊行了，王安石暗生怨恨，又覺得自己的學術水平超不過孫覺，便乾脆用政治勢力打壓學術私敵，把《春秋》廢除出科舉考試必修課。——這個充滿小人之心的說法未必可靠，而二程的弟子楊時以為：《春秋》並非被廢棄不用，而是「三傳」互相出入，實在無法考訂真偽，這就使《春秋》成為所有經典中最難讀難解的一部。所以《春秋》才被排除出官學體系，讓那些急於科舉計程車子們不必在這上面耗費時間。1448

楊時的這個看法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春秋》很難懂。——這樣說看似比較荒謬，《春秋》被認為是孔聖人唯一的一部撰著，是經學當中的第一大經，是政治哲學的最高綱領，居然讓楊時這樣的大學者也能說出「很難懂」這樣的感慨！

楊時這麼說，倒不應該是俯伏於王安石的權勢之下——這兩人雖然時代不同，立場上卻可以稱得上死對頭，甚至在王安石死後，戰火還沒燒完：王在崇寧三年曾被配享孔廟，和顏淵、孟子排班而立，結果在欽宗時楊時上書勸諫，漸次把王從聖殿裡給拉下來了。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