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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天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毀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離亂說……（杜甫《憶昔》）

時代換了，文學也變了。八世紀下半的文學與八世紀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點就是那嚴肅的態度與深沉的見解。文學不僅是應試與應制的玩意兒了，也不僅是仿作樂府歌詞供教坊樂工歌妓的歌唱或貴人公主的娛樂了，也不僅是勉強作壯語或勉強說大話，想像從軍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紀下半以後，偉大作家的文學要能表現人生——不是那想像的人生，是那實在的人生：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

向來論唐詩的人都不曾明白這個重要的區別。他們只會攏統地誇說「盛唐」，卻不知道開元天寶的詩人與天寶以後的詩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

這個時代已不是樂府歌詞的時代了。樂府歌詞只是一種訓練，一種引誘，一種解放。天寶以後的詩人從這種訓練裡出來，不再做這種僅僅仿作的文學了。他們要創作文學了，要創作「新樂府」了，要作新詩表現一個新時代的實在的生活了。

這個時代的創始人與最偉大的代表是杜甫。元結、顧況也都想作新樂府表現時代的苦痛，故都可說是杜甫的同道者。這個風氣大開之後，元稹、白居易、張籍、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繼起來，發揮光大這個趨勢，八世紀下半與九世紀上半（七五五—八五〇）的文學遂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華燦爛的時期。

故七世紀的文學（初唐）還是兒童時期，王梵志、王績等人直是以詩為遊戲而已。朝廷之上，邸第之中，那些應酬應制的詩，更是下流的玩意兒，更不足道了。開元天寶的文學只是少年時期，體裁大解放了，而內容頗淺薄，不過是酒徒與自命為隱逸之士的詩而已。以政治上的長期太平而論，人稱為「盛唐」；以文學論，最盛之世其實不在這個時期。天寶末年大亂以後，方才是成人的時期。從杜甫中年以後，到白居易之死（八四六），其間的詩與散文都走上了寫實的大路，由浪漫而回到平實，由天上而回到人間，由華麗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現。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他的祖父杜審言，是武后、中宗時的一個有名文學家，與李嶠、蘇味道、崔融為文章四友。杜甫早年家很貧，奔波吳越齊魯之間。他有《奉贈韋左丞丈詩》，敘他早年的生活雲：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忽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天寶六年，詔徵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李林甫主張考試，遂無一及第）……

天寶九年（七五〇），他獻《三大禮賦》。表文中說：

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

其賦中明說三大禮皆將在明年舉行，故蔡興宗作杜甫年譜系此事於天寶九年，因據唐史，三大禮（朝獻太清宮、享太廟、祀天地於南郊）皆在十年。蔡譜說他這年三十九歲。以此推知他生於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他獻賦之後，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