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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才42歲麼？我們不是還在等待他在今後的42年裡寫出更好的作品來麼？如今已是&ot;人生九十古來稀&ot;的時代，怎麼會只給他42年的生命呢？這事讓人難以接受，這不是哭的問題。這事，沉重得不能夠哭了。

有一年王安憶去了陝北。回來對我說：&ot;陝北真是荒涼呀，簡直不能想像怎麼在那兒生活。&ot;王安憶說：&ot;可是路遙說，他今生今世是離不了那塊地方的，路遙說，他走在山山川川溝溝峁峁之間，忽然看見一樹盛開的桃花、杏花，就會淚流滿面，確實心就要碎了。&ot;我稍稍能夠理解路遙，理解他的心是怎樣碎的，我說稍稍理解他，是因為我畢竟只在那兒住了3年，而他的42年其實都沒有離開那兒，我們從他的作品裡理解他的心，他在用他的心寫他的作品，可惜還有很多好作品沒有出世，隨著他的心，碎了。

這仍然不止是一個哭的問題，他在這個平凡的世界上倒下去，留下了不平凡的聲音，這聲音流傳得比42年要長久得多了，就像那塊黃土地的長久，像年年都要開放的山澗的那一樹繁花。

1992年12月15日於北京

黃土的兒子

王安憶

去陝北是我難忘的經歷。我手裡捏著一捆路遙給我的&ot;路條&ot;，然後乘上風塵僕僕的班車，就這麼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陝西電視臺正在播放根據路遙長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我們走到哪裡都能聽見人們在議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過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這時候，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裡的事情，坐到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去陝北的路線，是路遙為我們策劃，他說你們先乘班車到黃陵，找到縣委書記，然後他會送你們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學找到校長，他將安排你們去安塞、綏德、米脂，再北上榆林。他寫好一封一封的信，讓我收好，意思是有了這些信就不必發愁了。後來的事情證明果然如此。我們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遙的信，便無一例外地受到熱情的接待。除去從西安到黃陵這一段路程，我們再沒有乘過班車，全是由路遙的朋友們用小車一站送一站，接力賽似的。他們說，我們不管你是誰，只知道是路遙的朋友，以後你們倘若寫信來，只要寫上路遙的朋友。他們中間大多是一些基層的幹部，與文學無關，對於他們來說，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個，那就是路遙。他們是以那種驕傲又摯愛的口吻說：我們的路遙。

我去陝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雜誌社的記者林華同行。像我們這些城市裡生、城市裡長的人，我們生活在一個再造的世界，我們與自然已經很隔膜，書本是我們的好夥伴。我們特別善於從理論上去了解生活和對待生活，我們把生活也看成是書本那樣的再造的自然。這其實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這損失主要在於和自然的情感。我們總是透過媒介去和自然發生關係，城市裡到處是這一類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大媒介。我們的情感漸漸地變成一種形式，它來源於我們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感受。我們的頭腦還不錯，心卻漸漸麻木。當我們聞說陝北的貧困閉塞之時，就對路遙提出這樣一個科學大膽的建議：為什麼不把人們從黃土高坡遷徙出去這話其實是刺傷了路遙的心，他呈現短暫的一怔，然後臉上露出溫和寬容的微笑，他說：這怎麼可以我們對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時候，走在山裡，滿目黃土，忽然峰迴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色的桃花，這時候，眼淚就流了下來。

第53節：第二輯憶念(13)

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總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條疏朗，那點點粉紅幾乎要被洶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