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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一直在為理想而努力奮鬥。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對韓愈來說是他的人生轉折點。

這一年，鳳翔法門寺舉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這種盛事每三十年一次。憲宗在這一年下詔，請佛骨入皇宮供奉，為此派人去鳳翔迎接佛骨，並在長安舉行了空前的儀式。

韓愈堅決表示反對，並向皇帝遞交了《論佛骨表》，激烈地表示：&ldo;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rdo;也就是說，若佛靈降罪，自己承擔一切後果。

韓愈態度堅決如此。

這讓皇帝憤怒，欲殺韓愈，群臣求情，韓愈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遙遙，至藍關，詩人寫下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ldo;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rdo;

後人可能遠遠低估了韓愈當時的孤獨感。

中唐時，儒學的處境比我們想像得要糟糕得多。當我們對魏晉時儒學的第一次崩潰念念不忘時，卻忽略了它在中唐於佛教壓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筆記《唐國史補》中記載了一則往事，說韓愈晚年登華山絕頂，險途難返，發狂而痛哭。這何止是為前路？當如魏晉之阮籍，遇窮途而落淚，哭的是一種大的人生。韓愈華山之哭，更包含著對本土傳統思想在中唐時遭包括佛教在內的各方面挑戰的揪心。

&ldo;安史之亂&rdo;後，唐朝人的心靈格局的確發生了大變化。

為期八年的動亂滌盪了各個領域內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圖上，藩鎮割據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內心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高層士大夫那裡，內心開始被進入全盛期的禪宗所侵染；中下層官員那裡，價值觀也已發生變遷，&ldo;義&rdo;開始大於&ldo;忠&rdo;。關於這一點，《獨異志》中的一個故事可佐證。

大曆年間，長安境內的萬年縣縣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這聽上去有些奇怪，因為縣尉相當於現在的縣公安局長，這樣的身份還會窩藏罪犯？這俠義精神玩得有點大了。後來朝廷問罪，派御史審問侯彝，後者雖理屈詞窮，但終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罰，仍不交代。御史也沒辦法了，道：&ldo;逃犯就在你右膝蓋下吧！&rdo;意思是，你為什麼不屈服呢？

侯彝聽後，揭庭磚猛擊膝蓋，展示給御史看：&ldo;呵呵，哪裡有逃犯？&rdo;

御史更怒，在鐵鍋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卻說：&ldo;為什麼不再加點炭？&rdo;

御史沮喪，將此事奏於代宗，皇帝詔問：&ldo;為什麼隱藏國賊而自己吃苦頭到這種地步？&rdo;

侯彝答：&ldo;國賊確實是我隱藏的，但我已答應保護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說出藏身地點。&rdo;

案子最終的結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貶為江西瑞州高安縣尉。

作為縣尉的侯彝，為了一句承諾，知法而犯法，雖承認罪行，但卻不交代國家要犯被藏匿何處，對朋友之&ldo;義&rdo;超越了對國家之&ldo;忠&rdo;。以上觀念在&ldo;安史之亂&rdo;前是很難想像的。由此可見，大動盪後，&ldo;忠&rdo;的物件（唐朝廷）已難以承載&ldo;忠&rdo;的意義，而&ldo;義&rdo;被放大了，因為越是動盪無常的年代，需要&ldo;義&rdo;的地方就越多。

在這個事件中，朝廷的曖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窩藏國家要犯，最後卻沒治罪，只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