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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長信的內容，現在還得退後說，我得先說柏楊的事。

從艾玫被傳，到柏楊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這件事的一個人。從艾玫被傳那天晚上，

柏楊約我「商身後事」起，我一直在旁幫了一些忙。如今柏楊失去自由已經二十多天，官方

刻意「做案」的態度已極明顯，憲法、提審法、刑事訴訟法等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已被忽略

得不成樣子，我覺得我必須發出這封自柏楊出事以來我一直想寫給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

個也許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見其實先生在給艾玫和寒霧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請先生出面，以先

生聲望和號召力，儘快聯名李政道等，發表一公開信，投諸thenewyorktis等報，對國民

黨政府施以壓力——這個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輿論的壓力，可以稍對它的愛面子心理有點警惕

作用。除此之外，實無他法。這個方法對救雷震等人無效，因雷震已使他們「咬牙切齒」，

所以只有不要臉，不買海外的帳；但這個方法對救柏楊卻可能有效，因為柏楊只不過使他們

「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們可能還肯為了愛面子而放開血手一下。公開信方法即使無效，

也可收「暴其惡」的效果，同時可使柏楊不做無名英雄，也是給他一種安慰。

三月十六號the new york tis星期日版第七頁，有專欄論「文星事件」，也論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參考。我的意思是柏楊事件當向海外報章揭出真相，使做惡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認為可做惡而無人知－我覺得這是海外知識人至少該聯合起來做的一件事。

設想每在國民黨政府做惡一次或有一次違背自由民主的記錄的時候，海外知識界就聯名

發表一次宣示，這該是起碼可行的事，也是起碼對在苦難中國人的一點聲援。不要沉默抗

議，也不要寫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對這個政權是無效的，也是軟弱的。我們要使做惡者知

道：只要他們不厭於做惡，海外知識人就不倦於揭發，形成這麼一個習慣或「連鎖反應」並

使他們知道，日子久了，應該就有效果了！

柏楊事件，純是冤獄。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

而竟陰錯陽差，被比照「犯上作亂」者處理，硬逼他做英雄，這真是這小島上的大怪事！

咳，觀漢先生，我們知心的朋友，您以為如何……

孫觀漢在收到我的信後，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這封信當時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

後－我出獄後－才看到的，原來他竟反其道行之，仍舊向當政者求情，「求求你釋放柏楊先

生」，結果證明無效。五年以後，一九七三年六月，孫觀漢在香港發表《李敖談柏楊的冤

獄》，公開了我給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開表示了他營救方向的錯誤。他說直到一九七

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覺悟過來：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現在回頭看來，李敖先生有二點先見之明。第一，他說求情是無效

的，我卻仍去求情，結果被事實證明無用。第二，他主張把壓制自由的事件公開發表，我卻

怕風怕勢地因循了好久，才瞭解公開發表的需要。

為什麼我在給孫觀漢的信中指出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

的人物呢？實在是因為我深知他是國民黨「文學侍從之臣」出身，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

得寵，原因是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