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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國境遇的再變

一、戰火重燃

上海會議之後，鹹豐再三諭知桂良等，使臣駐京等四事，如能轉圜，其餘可照天津及上海所定各款辦理，不準夷船再來天津。桂良等以為欲罷議四事，非口舌能爭，必用兵不可。用兵宜先操必勝之權，而以時勢來看，應待時而動。鹹豐則有意先發制人。及知額爾金已實行入江，重行申明，不能再聽前往，不準使臣駐京，如至天津，駐軍即先開炮。認定英船入江是勾結叛逆，使臣駐京是心懷叵測。一八五九年一月，又命桂良等，將四事另立專條，津約在滬互換，以何佳清代兩廣總督黃宗漢為欽差大臣，雖系由額爾金不滿黃在粵出示招勇，亦是準備在上海換約。額爾金回國之前，再知照桂良，新任公使不日可到，進京換約，&ot;如以禮相待，按約進行&ot;，即在他處擇地居住，以後有事進京。鹹豐勉強同意，人數限定十名，不得攜帶軍械，到京後，不得坐轎擺隊，換約後即行離去，與額爾金所說，基本原則無大出入，不同的是&ot;不得坐轎擺隊&ot;與&ot;依禮相待&ot;的解釋，雙方似可獲致協議。其終於不免決裂之故，不全是清廷缺乏誠意，新任英使卜魯斯的傲慢輕率，實為主因。

卜魯斯於去年攜天津條約回國。一八五九年二月，英政府給他的指示是必須進京，停留久暫不拘。三月的訓令，則堅持在北京設立使館，隨帶充分軍隊，有權透過白河。卜魯斯路過錫蘭與額爾金相遇，得知英國炮艦已向上海集結，作為新公使的護衛。四月下旬，行抵香港，續知大沽已經設防，認為必須武力對付。法國公使仍為布林布隆，美國改為華若翰（john ward），於五月經香港來上海。六月初，卜魯斯、布林布隆續至，上海已有英兵船二十隻。卜魯斯到後第二天，接桂良照會，勸勿徑赴天津，請允行商議。中國並非不允在京換約，惟須讓他回京有準備的時間。卜魯斯拒與相晤，責桂良推辭耽延，條約各款毫不可減，如中國自隳和約，惟中國是問。法國亦決用槍炮迫中國將條約全部實施。桂良遂趕返北京，以便應付。

自一八五八年八月起，大沽一帶的營壘炮臺重行修建，由僧格林沁主持，於十一月完成，以防英、法兵艦再行闖入。沿牆修蓋土窖，密佈炮門炮眼，堤外開挖壕溝，豎置木柵。附近的北塘等地，亦設炮位，增加兵額。一八五九年三月，北京知英、法使仍將北來，命僧嚴防海口，&ot;勿令片帆駛入，謀定後戰&ot;，如英船膽敢開炮，即可觀釁而動，懾以兵威，系應戰而非求戰。同一天，又諭桂良，在規定條件之下，允入京換約。及聞英、法船與使臣已自上海北來，命桂良星夜回京，另諭僧格林沁與直隸總督恆福，知照英、法兵船勿逕入大沽，使臣可由北塘上岸，候派人護送進京，當依禮相待，天津、北京均已為預備官舍。凡此足可證明清廷絕非要戰，一切已依英、法要求，不同之點，僅是要他們自大沽的北塘行走，不可透過大沽。參與決策的大臣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瑞華、尚書肅順、軍機大臣彭蘊章等。

六月十七日，英海軍提督何伯（jas hope）率艦抵大沽口外，發現海口為木筏所阻，要求於三日內開放，俾公使透過，前往天津。第二天，英艦直迫炮臺，破壞工事。二十日，恆福派員通知，請暫候數日，以待前來商議。何伯聲稱本日必進河內，欄河木筏鐵戧若不撤去，即自行拔除。是日英、法使到達，卜魯斯命何伯武力掃清海口障礙物。二十二日，北京再諭恆福開導英、法，將兵船移泊北塘口外，以待桂良到京。翌日，恆福照會卜魯斯，請自北塘上岸，再去北京。此三日內，英人不斷窺伺大沽炮臺，&ot;營牆不露一人，各炮門俱有炮簾遮擋，門晝不見旗幟，夜間不聞更聲&ot;。因而不知虛實。僧格林沁並不欲決裂，催桂良兼程北來，並將北塘駐軍後撤，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