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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新政的推進，與外人的誘導協助，雖有關係，但他們並非完全為了中國的利益。經濟上是為本國開拓市場與投資，政治上是加強對中國的控馭操縱。如果僅利於中國，則不惜竭力傾擠，輪船招商局即為著例。條約的束縛，尤為重大傷害，如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租界。甚至一無根據，竟公然在口岸設立工廠，甲午戰前，為數約達九十。英人的《字林報》直率的說：&ot;英國所養水陸軍，專為保護及擴充工業起見，所費不貲。若以我英所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我利，是自作孽也。&ot;其阻撓中國富強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國，原因之一為日本的資源貧乏，不為列強垂涎；中國地大物博，取之不盡，最好是永遠為被掠奪者。所謂象有齒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議

推動中國洋務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職中國的洋員，有傳教士。外交官與洋員向官方勸導或施壓力，傳教士則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傳教士的論調，漸轉變方向，時時指陳中國的種種積弊，側重於教化與外交政策的改革，期於無形中左右中國。予以支援的為一向和他們唱和的外交官與洋員，加上西商。他們的宣傳，多見於《萬國公報》及廣學會的出版物。美教士林樂知為《萬國公報》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為廣學會的重鎮。

林樂知於一八六〇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編《教會新報》，六年後易名《萬國公報》。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間，《教會新報》首先稱頌日本的維新，繼即批評中國於道藝全不講求，上不以為教，下不以為學，鮮廉能之士、經濟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關係略論》，謂西人來華通商，亦希望中國強而且富，不強不富，固於中國有害，亦於西人不利；中國的貧弱，在不善變，變的根本在改革科學，學習西方的興學育才方法。此一議論，引起了不少中國人的共鳴。是後類此的主張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樂知建議先於現有書院設天文、輿地、格致、船政、法學等科；狄考文建議廣設普通學校、職業學校、大學，將男女以及士農工商悉納於學。

李提摩太來華遲於林樂知十年，主張略同。他說中國圖強，莫先於教育，應派官員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國學習，國內設西學書院。並撰《七國新學備要》（odern education），勸設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廣學會改組，以《萬因公報》為機關報，四年後會務歸李提摩大負責。他的交遊至廣，上至達官，下及士民，宣傳益力，業務發展迅速。五六年間，出版的書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譯的馬懇西《泰西新史攬要》（robert ackenzie：the eenth century：a history），撰編的《中西四大政》、《時事新論》、《列國變通興盛記》，及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興華新義》、《文學興國策》、《治安新策》，最為暢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萬國公報》幾乎每期均登載有批評中國政治腐敗的文字，指陳清廷的險象，認為必須一變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則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為聘用西人，設立新政部。林樂知的建議為提高中央的權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權，使其參與商務、工藝、農務等局。他們不贊成中國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應聘用&ot;西國賢臣&ot;，甚而將全國或若干省歸英人臨時治理。不過他們亦認為政事當為人民謀福利，予人民陳說之路，中央可不設議院，民間則當設議局。此外復有人說到日本開集議院，大布新政，丕變故法。有了議會&ot;上以備官府之諮，下以慰黎民之願，民情之愛樂於以見&ot;。林樂知、李提摩太的譯述，常常比較各國新政，《泰西新史攬要》實際是介紹近代西方國家變法的成效，自有啟發作用。張之洞曾說：&ot;海濱人士稍稍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