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頁(第1/2 頁)

不但如此，他更於行動之外，隆重推出備載他所領導的禮教鬥爭偉大勝利及其理論貢獻的&ldo;不朽文獻&rdo;。這部文集，三編三定，歷時四年。最早，由禮部尚書總其事，於嘉靖四年十二月編成《大禮集議》六卷，過了一年，再命修訂並更名《大禮全書》，嘉靖六年八月《大禮全書》呈進，嘉靖閱後以為&ldo;未盡其義&rdo;，需要&ldo;通查詳定&rdo;，且親自另擬《明倫大典》之名，發回重編，又經過近一年，嘉靖七年六月，《明倫大典》告竣，事情終於塵埃落定。

《明倫大典》修成，嘉靖親自作序，把它&ldo;刊佈天下&rdo;，甚至&ldo;頒行中外&rdo;。那意思，不僅印成書在國內發行，似乎還作為賜品賞與外夷，好讓他的光輝思想成為全世界的行動指南。

帝王喜歡別人臣服和頂禮膜拜，是普遍天性。不過像嘉靖這樣陶醉於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面扮演偉人，在古代卻十分罕見。王莽有這傾向，但事情搞砸了，沒有成為偉人，反令世人以小丑視之。除王莽外，好像再沒有第二個例子。不論多麼自以為是的君主，他們喜歡別人歌頌自己的，都是多麼有雄才大略，多麼勤政愛民，多麼治國有方，是很實際的政治上的業績，對於充當精神偶像好像沒有太大興趣。

嘉靖：萬歲，陛下 嘉靖：萬歲，陛下(18)

嘉靖卻真正把皇帝當出了個性，當出了特色。翻一翻《世宗實錄》，前半部分充斥著繁文縟節的敘述，今天主持這個儀式，明天討論那個禮數。罔論巨細，津津樂道，不厭其煩。

嘉靖以九五之尊，對探究儒家經典理論表現出濃厚的專業的興趣，是完全超出實際需要的，令人疑心關於此事他是否陷於某種程度的自我強迫症。我們試圖認知此事，而有如下解讀。

歸根到底，時勢使然。到明代，儒學和儒教真正形成一種泰山壓頂之勢，它的整套思想和禮儀制度確實成為籠罩一切的權威。過去，一般以為漢武帝用董仲舒&ldo;罷黜百家，獨尊儒術&rdo;之言後，儒家即居於帝權時代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但事實與此相差很遠。漢代儒學盛極一時，漢以後，三國、兩晉、南北朝以降，而迄隋、唐、五代，這漫長的時間裡儒教和經學不僅談不上獨尊，不少時候還處在釋、道之下。這情形，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的《三國兩晉至唐五代的儒學流變》一節中，講述非常清楚。例如他告訴我們，在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唐朝，儒家地位其實是很可憐的：

下至唐代，雖仍是儒釋道三足並峙，而實際上，佛教已成一枝獨秀。……在唐代人觀念中，從事政治，實遠不如漢儒所想之崇高而偉大。漢儒一心所尊，曰周公，曰孔子，六經遠有崇高之地位。唐代人心之所尊向，非釋迦，則禪宗諸祖師。周公孔子，轉退屬次一等，則經學又何從而獲盛。{43}

漢亡之後，越七八百年，儒家、儒學、儒教才在宋代重拾升勢。宋是儒學振興的時代，大師輩出，理論和實踐都呈現出高蹈態勢，所以有人將宋代喻為&ldo;中國的文藝復興&rdo;。而這勢頭，卻旋因蒙古人的入主而受阻。和後來的滿清政權不同，蒙元政權不屑於採納中國正統文化，他們索性連科舉亦予停辦。不過，蒙古人的行狀也許正好發生一種激勵作用。在將他們逐還北漠之後，勝利者朱元璋頗以民族英雄和中華傳統復興者自居（這種情緒甚至令他在為首都選址時也首先考慮汴梁，唯因其地勢無險可守才悻然放棄）。於是，宋儒開創奠基於前，明人踵繼於後，儒家倫理真正推而廣之，遍及和深入到社會生活和思想學術的方方面面，自此權威牢不可破，其餘一概成為異端。

明代士風，是歷史上儒化最充分和最徹底者（清代士大夫繼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