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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恩仇錄，它展開於君臨天下的皇帝與握有文化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官僚之間，其焦點是皇帝嘗試透過自己稟持的最高政治權力，和運用這種權力，褫奪知識分子官僚的文化領導權。

最初，皇帝的動機也許只是出於復仇、賭優爭勝或尋找自我平衡，但在實踐中，他發現了更大更深刻的意義。越來越多的勝利和成果，讓他意識到，佔領精神制高點，成為時代的精神導師，絕不僅僅是帶來榮譽感的滿足；事實上，這本身就導致權力的加強和提升，一個普通的皇帝只是透過諭旨去體現他對於臣下的主導作用，而成功地居於精神制高點，這樣的皇帝，將進而從思想上指引著百官，也就是說，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蘊涵著真正不可抗拒的權威。其實，孔子有一句話早就點破了這道理：&ldo;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rdo;嘉靖的所作所為，正是對禮樂自天子出的實踐。

當&ldo;大禮議&rdo;的現實目標達到後，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發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這樣的態勢表明他的認識的重大轉折，那就是追求一種精神領袖地位，已經成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獨特的統治術。

他的皇帝生涯明顯地分成&ldo;勤政&rdo;、&ldo;倦政&rdo;兩大階段。在統治後期，他潛心於道教，除了個別人，群臣二十餘年不能見其一面，自然談不上有何政績。因此，他所有的&ldo;政績&rdo;基本上都集中於早期的&ldo;勤政&rdo;階段。而在這階段，嘉靖究竟做過些什麼呢？即位初年對制度、經濟、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實際上系由楊廷和擘畫實施，嘉靖不過照準而已。其間，真正由他主動採取的行動，可以說幾乎全在禮制的更新方面。

古來皇帝裡，這近乎絕無僅有。大多數皇帝無所作為，只顧玩樂；少數有作為，辦了一些實事。嘉靖不屬於兩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他有作為，卻對&ldo;辦實事&rdo;不感興趣，所謂的&ldo;作為&rdo;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識形態或者說虛文浮禮的領域。他在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ldo;成就&rdo;，超過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來，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於想名留青史一類的虛榮，他其實有很實用的考慮，或者說逐漸發現&ldo;務虛&rdo;而不&ldo;務實&rdo;，對於駕馭群臣、抬高自己的權威，好處甚大。縱觀整個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輕鬆，最遊刃有餘，數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歲上退居西苑，到六十歲死掉，這樣漫長的時間，一直不曾親理朝政，但他居然從來未嘗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從他本人的行跡來看，他絕對可以算是一個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沒有什麼人能夠鑽他的空子，無論內官，還是外廷，都不曾出現奸雄級的人物（包括那個在史家誇大其詞下被說成大權奸的嚴嵩，關於此人，我們後面將專門談論他）。這簡直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馭人的絕招。這是他經過&ldo;大禮議&rdo;和更正國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識形態交鋒的鍛鍊，摸索並總結出來的一種統治術。統治後期，他表面上過著隱居生活，對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見其人，可實際上這是一種心理戰，外面有個風吹草動，從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麼，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術統治法，最典型的表現，是&ldo;青詞&rdo;。&ldo;青詞&rdo;，是道教用於祭神的駢儷體表文{45}，以硃筆寫在青藤紙上{46}。嘉靖躲在西內崇道，經常設醮，讓大臣們為他撰寫青詞。他對這件事的運用，繼續貫徹了統治前期在儒家禮儀問題上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