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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致命的打擊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減少損失。此前，校長馬濟川和中心縣委書記霍維德在&ldo;籌備廣州暴動三週年紀念日&rdo;會上，曾建議在校內集會，以合法方式行動，儘量保護住這塊革命陣地，他們的觀點得到了我們這些曾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認同。但遭到多數委員的否決，並給持與馬相同觀點的同志扣上&ldo;右傾&rdo;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學生還在校長的門上放置糞便盆子，用糞水澆他，用這種自以為是的&ldo;左派&rdo;方式侮辱馬濟川校長。

三天後，大家被迫離開了學校，臨行時難捨難分。外縣同學在離開綏德縣城時，書籍報刊、衣物、錢財被反動軍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討回家。不少窮苦學生從此失去了繼續求學、深造的機會。

1923年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李子洲，於1924年夏被推舉為綏德四師的校長，他從各地聘請了一批學界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來辦校。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學校陣地，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團員著手建黨建團，四師逐步為我黨所掌握，成為陝北革命的發源地和活動中心。青年人在這所學校能受到進步思想的教育，能經受革命熔爐的洗禮，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統治下的一塊淨土，敵人稱之為&ldo;赤化的大本營&rdo;，可惜這塊陣地過早的且輕易的丟失了。

●中共瓦窯堡黨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窯堡，並重新負責起支部的工作。同時兼管東一區、北一區和安定縣城黨的工作。

當時，劉昌漢已被解僱，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難以為繼，工作也不易開展。我倆一商量，東拼西湊了四五元現金作本錢，開了一間小小的磨坊。我們白天汗流浹背，輪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晚上就從事黨的工作。因時常還要接待過往同志，故不得不節衣縮食。

陝北特委的劉光賢、畢維周曾多次到瓦窯堡來，我們總是全力讓他們吃好，並總以各種藉口婉言推辭與他們共餐，以免他們發現我們的窘迫。臨別時，我們總是為他們備足路費，並按時交納黨費。我們就這樣堅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間，父母不忍見我日夜操勞，為我說了媳婦。她是女房東妹妹的女兒，叫侯瑞雲，侯家窪人，和我同齡。她雖然沒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勞誠實，模樣在當地也小有名氣。當時，任縣委書記的馬文瑞時常來我家召開秘密會議，她就坐在門口做針線活，為我們放哨。雖說這門親事是父母包辦的，但她的到來，使我在艱苦的條件下，能更集中精力從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滿意足了。

隨著鬥爭的發展，隨著環境的日益艱苦，黨內的分化也更加明顯了。由動搖走向叛變的井助農、孫紹山、營子碩等人咒罵共產黨，恫嚇黨員，並準備出賣黨的組織，向敵人賣身求榮。黨依靠群眾，同他們展開了堅決鬥爭。支部派孫紹山的親戚朋友到齊家灣，向其父親、兄弟交待黨的政策，同時警告他們：如果孫紹山膽敢對黨的組織下毒手，紅軍遊擊隊絕不輕饒他，到時孫家恐難在此立足。孫的家人對他施加壓力，其父對他說：兔子還不吃窩邊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縣的一個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裡。孫紹山，井助農和營子碩等人，只得逃到橫山綏（德）米（脂）一帶。

還有個別人經不住物質誘惑。接替我負責支部工作的劉昌漢轉移到蘇區工作後，侯仰桓、史宗賢和營爾雄三人，私分了紅二十六軍楊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銀元及貴重物資。組織令其交出時，他們無法退還，又不改正錯誤，有的投降了敵人，有的脫黨。

叛徒及敗類威脅著組織的安全，支部被迫轉移到郊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