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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萬曆親政十年還沒到呢，個人諸多問題便暴露無疑了，最被詬病的就是怠於臨朝。他竟然藏於深宮大院近30年，不上朝，也不出宮門一步，除了內閣輔臣們偶有機會外，就是朝堂上的官員都不給面見了，國家日常政務更是不聞不問了，甚至部門有缺編缺額、官員需正常擢升等都棄之一旁，隨它去了。

雖說帝國的文官組織已成較完備的系統，即便沒有帝王的參與，首輔也能帶領大家搞好基本正常的運轉，絕不會出現崩盤的跡象，但作為國之最高領袖，如此作派，不管什麼原因都是講不過去的，危害也是相當深遠的，特別制度精神層面。

君臣如何能和諧共處？臣子們會怎樣對待他們的工作、他們的職責？又有多少向上的激情與動力？說白了，長此以往，只會讓國家制度更加松馳，吏治更加敗壞，人才更加凋零，人心更加散亂，風氣更加不振，而這些東西日積月累，一旦由量變到質變，後果不堪設想，甚至會從根本上摧垮帝國。

遠不止這些呢！身為一國之君，&ldo;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rdo;，帝國的一切不都是你朱家的嗎？可萬曆他竟然貪財！後期為聚斂財富，以致礦稅太監橫行地方長達十年，政治經濟民心方面的殺傷力相當之大，社會動盪也隨之加劇，湖廣、山東臨清等民變莫不因此。

至於文官集團的黨爭，哪個時代都有，明朝也是貫穿始終，但真正發展到空前激烈，以至成為明亡一個重要因素，還是從萬曆時開始的。什麼東林黨、浙黨、昆黨、宣黨、齊黨、楚黨等等，不管其中水份有多大，是否就不如獨裁專制，如果不加以很好地制衡，黨爭權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肯定不利於帝國之發展也。萬曆長期對朝政的不聞不問，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這一步的到來。

不過因此對萬曆過於苛責，甚至把明亡的罪魁禍首都安到他的頭上，就有點與事實不符了。其實萬曆深居內宮不上朝，並非不過問政事，相反他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的方式，始終把國之要務牢控在手。三大徵便是一個明證，那時他已開始不臨朝了，但戰爭的每一個程序，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重大的決策更是他最後拍板的，大體上也還都不錯。比如將帥的任用，除了楊鎬需要商榷外，其餘皆是一時之選。李如松、劉綎等建立大功，都離不開他的慧眼識人。以後要講的遼東邊事，也同樣如此，無論李成梁，還是熊廷弼，他都給予了所能給的最充分信任。

另外，被痛責的礦稅太監亂國擾民一事，萬曆二十四年（1596）開始，三十三年時礦監便已全部招回，稅監仍在行動，但經過一番改進後，徵收中的弊端及危害已大為減輕。這樣說絕非給萬曆卸責，只是覺得應該公平公正地看待一個人和一個時代，既不要捧上天，也不要踩入地，該咋樣就咋樣嗎。

大凡論及國之興亡，範圍之廣可謂無所不及，而且都能被講得頭頭是道，深刻得了不得，特別事後諸葛最好當，知道了結果，定好了框框，把原因往裡放不就行了嗎？很多東西這樣說有理，那樣講也對。為此，對這些方面不再進行過多探討了，否則大而全，反而搞得人不知所措，倒不如換個角度來看看。

能讓明朝這等大帝國滅亡的，原因再多歸納於最終的表現形式，不外乎三種：外患、內亂及兩者兼顧。且看萬曆時，國家並沒有大亂呀？既使山東等地民變，也都是小規模的，未給帝國造成什麼慘重打擊，更不要說毀滅性了。就是寧夏、播州等地發生的大叛亂，不也得到了徹底平息嗎？外患如日本者，有否入侵中國的打算且不說，朝鮮戰場上明軍大體上還是保持著一定優勢的。北方200年來最為強勁的對手蒙古人，萬曆時也只是對明之遼東不斷侵擾，產生過壓力，但已根本不具備對整個帝國造成威脅的能力了。要不是東北一個民族的崛起，一場大戰的爆發，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