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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最高層和最低層的積怨越來越深，卻又無法相互溝通，說到底，是中間那層太不仗義。

不過，這的確也是沒辦法的事，中國封建社會有很多問題的始作俑者是國家制度而不是個人的品德、操守甚至是能力，中國這條船在歷史長河中已經漂流了兩千年，當初的零部件就算是質量再好，如今也已經是老化腐朽，不換，就只能等著他在暗礁上撞得粉碎。

但是，對於已經漸漸開始以自己的意志推動歷史前進方向的沈哲所精心制定的整個計劃而言，19世紀末的清朝內部所呈現出的極度腐朽的政治面貌所給他帶來的並不一定全部都是阻礙，至少有一點他可以加以利用，就是清帝國朝廷內部包括西太后在內的掌權之人全部都是政治動物，辦洋務也好，繼續守舊也好，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或是表現出來的每一個傾向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個人理想。

因此，無論是在傳統觀念看來多麼荒誕不經的意見，只要能夠產生這些掌權者認為回報大於其付出的政治價值，他們都會欣然接受。

而對於現在的大清來說，一切問題的根源只在於兩個字‐‐&ldo;缺錢&rdo;。而且是因為&ldo;缺錢&rdo;使大清王朝的統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險境地。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名相管仲曾經說過&ldo;倉廩足而知禮儀。&rdo;

這套理論在道學先生們看來可能是悖論，因為他們想來是認為&ldo;君子憂道不憂貧。&rdo;

但是政治動物如果是君子的話他就不可能成功的成長為一個&ldo;政治動物&rdo;了，絕大部分的可能是淪為&ldo;同類&rdo;交火中的炮灰。

政治動物通常沒什麼信仰，而是嗜權如命的生物，而獲得更大的權力也是為了可以更好的生存，在這些人的眼裡，活下去比什麼都要重要。

在這樣一個大清王朝的生存和延續都成為一個岌岌可危的問題的時候，高層的統治者們才懶得管他遵循的道統是該姓&ldo;孔&rdo;還是姓李，活命是最關鍵的。

因此，無論是什麼法子，只要能來錢，來錢多，來錢快，都是這些當權者眼中的金玉良言而且很有希望升級成金科玉律。

要說在19世紀末的大環境下，最能吸金的產業當然是進行貿易，而且不是韓非子當年所定義的僅僅倒賣貨物，賺取差價的傳統貿易，而是要利用工業時代的新興科技進行大規模生產，大範圍融資，將銷售範圍面向整個世界的國際化貿易。

按機遇來看，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雖然被西方列強嚴密控制，處處壓迫，但也是整個中國近代史中難得的發展機會，最重要的是，此時的日本剛剛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改革，還沒有開始繁榮，大清帝國仍然是無可爭議的遠東第一強國，，他絕對不會讓同一個錯誤犯兩次，即便是時代的錯誤。

對於此時的朝廷而言，鼓勵工商的確是條發家致富的捷徑，尤其是長江航運的成功更是告訴了身處紫禁城的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朝廷並非不能再在洋人&ldo;佔據&rdo;的舞臺上得到豐厚利益，在國外，中國仍然擁有者茶葉和絲綢這些東方本土產品的出口優勢，雖然英國人也在印度種植茶葉，但這到底仍然是中國的東西，硬要在別的地方發展必然就試了神韻，在市場的競爭力上肯定就會跟著差上一大截，而日本在此時也只是剛剛經歷了明治維新的改革，與清帝國一樣受到西方列國的壓制，並沒有真正完成興旺，無論在哪個方面在此時都難以和清帝國‐‐這個曾經的大哥相比，自然也不存在對中國的海外貿易造成威脅。

而就國內而言，一旦商業開始繁榮，厘金稅也可以充分發揮其效用為朝廷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