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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閻崇年先生藉助大眾傳媒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觀」,特別是透過百家講壇取得一夜爆紅的巨大成功,必將在學術界形成一種錯誤預期,認為學者只有衝破學術良知和道德底線,才能越猛越紅,越出位越紅。明星的誘惑難免會使更多學者以閻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為成功典範,把類似「民族矛盾史觀」的學說,一個個製造出來,在個人爆紅的同時,也將中國歷史和文化經典褻瀆得一塌糊塗。
第三,最令人憂慮的是,放眼當今世界,敵對中國的分裂勢力,無一不在「民族」二字上做文章、找話題。閻崇年先生以清史著名學者的身份,透過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這個國家傳媒強勢推出的民族矛盾史觀,就不僅是學者個人觀點,而是以主流媒體的形式傳播給億萬觀眾,其覆蓋面和影響力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強勢傳媒覆蓋下,閻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觀」會不會成為某些民族 分裂勢力的理論依據,令鼓吹分裂者如獲至寶、引以為據呢?閻先生年過七旬,學術經驗何其豐富,人生閱歷何其老到,難道對此絲毫沒有警惕和深思嗎?
一切話語都有歷史語境。關於民族歷史問題,當今各國都極為謹慎。因為這不是一般的學術問題,而是事關國家民族的統一。在電視傳媒時代,知識分子並不只是文化強勢話語的獨霸者,而更應是服務於大眾、促進民族和諧和國家穩定的文明天使,是能夠對人類文明、民族文化和社會和平進步,有所貢獻與擔當的人。閻崇年先生遭掌摑事件的背後,透視出的已不是學術自由問題,而是「民族矛盾史觀」引發的民族問題爭端及其可能造成的後續效果。
二.「明星學術」是否混淆歷史是非,忠奸之辨?
閻崇年先生遭網友激烈批評的論點,不僅包含民族矛盾史觀,而且隱含歷史翻案話題。他提出:
「有人問:吳三桂降清是真降,還是假降?清史界有不同的看法。……又有人問:吳三桂的歷史地位怎樣評價?清史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是,肯定吳三桂的歷史貢獻,主要是為明末清初中國重新統一做出了貢獻。另一種意見是,吳三桂官於明而叛明,叛明而降李自成,再叛李而降清,最後到老年又反清叛亂,是一個喪失大節的人。——《明亡清興六十年》(下),第212頁
那麼,吳三桂究竟是促進國家統一的功臣?還是出賣民族大義的漢奸?在百家講壇上,閻崇年先生沒有給出最終答案,這實際是掀起了對吳三桂的再思考。
其實,不僅新中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研究,早已對吳三桂等漢奸作出價值定位;即便是吳三桂賣身投靠的清王朝,對其賣國行徑也極為不齒。就在閻先生反覆推崇的「康乾盛世」,這樁歷史是非早已定案。康熙皇帝稱讚與清廷浴血奮戰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乃明之忠臣,非朕之叛逆」。康熙的孫子——乾隆皇帝,則做得更為徹底。他不僅為袁崇煥平反,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下詔國史館修《勝朝殉節諸臣錄》,將抗清的明朝忠臣史可法等人贊詡為:「遭際時艱,臨危受命」,「忠於所事」,均可稱為「一代完人」,皆入《勝朝殉節諸臣錄》。同時下詔修編《明季貳臣傳》,收入降臣洪承疇等「望風歸附」、「解甲乞降者」,將其醜態據實直書。至於吳三桂之流既降復叛,在乾隆看來更不比於人類,連進《貳臣傳》的資格都沒有。乾隆明確指出:「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 要「為萬世臣子植綱常!」 為使後人永遠不能給奸佞翻案,乾隆又強調「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這段話說得清楚明瞭,且痛快淋漓。康、乾作為封建帝王,都已明確意識到:要實現國家統一、民族和諧與社會穩定,必須明忠奸之辨,使天下百姓能夠「明榮恥、知是非」,「為萬世立綱常。」
可見,閻先生透過「百家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