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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行法治政策相輔而行的是操力圖集權於己，不容許臣下有結黨行為。他下令說：&ldo;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谷，猶無所益&rdo;。操為了監視群臣，設定&ldo;校事&rdo;。這件事受到大臣反對，認為&ldo;非居上信下之旨&rdo;。操對此加以解釋說：&ldo;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rdo;。所謂&ldo;賢人君子&rdo;，主要指世家大臣，他們累世為官，枝連葉附，名望和勢力很大。操對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籠絡，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實權；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賤的校事來檢查他們的行動。至於這樣做有無必要呢？我們可以用日後孫權的話來回答。孫權說：&ldo;長文（陳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rdo;。孫權也仿效操設校事一職，可知在當時情況下，設定監視大臣行動的校事，以防漢末和袁紹集團內大臣結黨拉派的重演，還是不無道理的。從曹魏政權的內部結構看，世家大臣最多，潛在的危險也較重。曹操為自身及子孫計，設定校事以伺察大臣，雖有些苛刻和搞權術，但不這樣，是難以制服他們的。史稱：&ldo;曹公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rdo;。操還令諸將家屬居鄴，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與屬下存在著隔閡與矛盾的反映。

總起來看，黃河流域在曹操統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經濟逐步恢復，階級壓迫稍有減輕，社會風氣有所好轉。所以我們說操之統一北方及其相應採取的一些措施還是具有積極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軍事家。

首先，操善於馭將；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東擊孫權，退軍時，留下張遼、樂進、李典三將及護軍薛悌鎮守合肥。次年，操於出軍西擊張魯前，派人給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寫明：&ldo;賊至乃發&rdo;。不久，孫權親自率領大軍十萬來攻合肥，薛悌等開函看教，乃是：&ldo;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rdo;。這時合肥守軍總共才七千餘人。敵眾我寡，如果分兵出戰，是否上策，諸將疑惑。張遼曰：&ldo;公遠徵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rdo;李典聞言，當即表示贊同。於是遼、典當夜招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殺牛犒饗。次日天亮，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己名，直衝至孫權麾下。權見遼來勢兇猛，大為驚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兵少，聚眾圍遼數重。遼一再突圍，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早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遼等乃還修守備，眾心遂安。權軍經此一戰，銳氣頓失，守合肥十餘日，即撤軍退。大眾既去，權和數將尚留逍遙津北。張遼從高望見，即率步騎前來捉權，極將甘寧、呂蒙、凌統等竭死格鬥，權始乘駿馬逃去，幾被活捉。史家對操教令，頗為讚揚，胡三省認為操以&ldo;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rdo;孫盛認為操之本意是勇怯調配，&ldo;參以同異&rdo;。我以為：張遼作戰固極勇銳，樂進也以&ldo;驍果&rdo;顯名，常先登陷陣，&ldo;奮強突圍，無堅不陷&rdo;。如果把樂進說成是&ldo;怯&rdo;者或僅能&ldo;持重&rdo;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孫權來時必自恃人馬眾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驕忽輕敵。正可乘此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襲擊，即如張遼所說&ldo;及其未合，折其盛氣&rdo;，如此而已。蓋兵貴神速，掩其不備，操之知將料敵，固極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