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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長江沿岸地帶以外，在江南廣大腹地也分佈著一些屯田地點。其中有軍隊駐守的地方，多為軍屯；設有農官地區多為民屯。但孫吳軍屯與民屯的區別較曹魏更不易分辨清楚。因為孫吳的郡縣官和屯田官往往由一人兼任。而孫吳文官武將並非截然分途，文官大都帶兵，武將多兼領州郡。將士家屬一般隨軍居住，軍隊駐地的兵士及其家屬往往從事屯田，而且附近也可能雜有民人屯田。比如毗陵屯田，有人認為是軍屯，因史言&ldo;諸郡出部伍&rdo;，部伍即軍隊；有人言是民屯，因為有毗陵典農校尉等農官的設定。事實上，軍屯與民屯往往同在一地，或兩者互相轉化，難以截然劃分。不論軍屯或民屯，都系軍事編制，耕種的都是國有土地，多為了供應軍糧。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時人並未提出屯田有軍、民之分。近人為了省目和便於深入研討，始加以區分。但如果不管什麼情況，都打算把軍屯、民屯劃分清楚，就難以辦到，且勉強為之，亦未必符合實際，似以缺疑為是。

不管怎樣，孫吳屯田的規模是夠廣泛的。把軍民安置在土地上進行耕作，以供應軍民糧食的不足，是需要而有益的。孫吳的屯田，對江南廣大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起了積極作用。

三國時期，魏、吳、蜀三國軍民多參預了屯田勞動。他們在極度貧困的生活條件下，拖疲體，淌血汗，闢荒斬棘，從事艱苦的勞動，應當說功在史冊，值得同情和追思。

二、孫吳屯田的衰落

探索孫吳屯田的衰落，首先要從屯田生產者的境遇狀況談起。孫權時政治還比較好些，但吳國軍民（當然包括屯田兵民）並未免除貧困狀態。例如《三國志》卷57《駱統傳》載：

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病，民戶損耗，統上疏曰：&ldo;……今強敵未殄，海內未殄，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暖，死則委棄，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漸以陵遲，勢不可久&rdo;。……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根據《駱統傳》及其他記述，駱統上此疏的時間當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孫權始為吳王的黃武元年（222年）吳蜀夷陵之戰以前。從疏中可知孫權統治前半期軍民生活的困苦情況：竭盡民力的徵役，繁重的賦稅剝削，加上戰爭疾疫，使得田荒戶損，軍民並困，民間百姓和屯田貧兵，多數生子無法養活。社會政俗，日趨敗壞，人民逃亡。駱統出於憂國恤民的滿腔熱忱，奏請孫權及時尋求補復之計，使殘餘之民得有活路。由於駱統所言，切中時弊，故孫權深受感動，樂於接受，表明孫權時問題雖多，但統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氣和作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孫權的實際言行，比如《三國志》卷47《吳主傳》載：

赤烏三年（240年）春正月，詔曰：&ldo;蓋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徵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飢困。自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