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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在曹操時，屯田民&ldo;專以農桑為業&rdo;，並未規定有力役、兵役負擔。可是到了曹丕、曹叡時，諸典農官令部下經商求富，致使農業勞動力減少，影響到生產。為此，司馬芝上奏：&ldo;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rdo;。這個建議得到了曹叡的同意。當然，積弊已深的經商風氣，並非一紙詔書所能矯枉。

從司馬芝所言屯田民終歲種田服役的忙迫情況看，他們確實是夠辛苦的。但他們所從事的各種雜役都與農事有關，還說不上是額外的勞動負擔。至於經商治生則是屯田民非生產性的額外負擔。但並非政府規定的勞役。另外，《晉書》卷2《文帝紀》言司馬昭於&ldo;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rdo;。有些同志認為在此之前既有苛碎雜役，則不能說沒有徭役負擔，我以為：所謂&ldo;苛&rdo;，是額外加派的稅役；所謂&ldo;碎&rdo;、&ldo;雜&rdo;，乃零星攤派，諸如此類的苛捐雜稅，在封建時代，無時不有，只要不是經常性的，就以不視為正式負擔為妥。假若一律都以&ldo;有&rdo;字概括之，那也就沒有區別了。曹魏興辦屯田的目的是解決軍食，為了多積糧谷而減輕屯田民的經常性的力役、兵役負擔，總是有利的。

至於屯田民有無兵役負擔，前已言及，興辦屯田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必需保障安全生產，因之在農閒時對屯田民進行軍事訓練，以便必要時能夠自衛。當三國分爭時，若指望屯田民完全脫離武裝行動，也是不現實的。例如當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等反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當此危急時刻，王必調動潁川典農部民參加平叛，乃是必然的事，談不上是真正的兵役負擔。至於魏與蜀、吳緣邊有屯田民的地區發生戰爭時，偶爾令屯田民參加戰鬥，亦屬難以避免之事。所以這類令屯田民暫時參加戰爭的事例，不宜視之為有兵役負擔。

至於官府給屯田民租用的土地數額及辦法，史書未有敘及，因為當時政府掌握的無主荒地頗多，問題不是無地給農民耕種，而是農民不能種，不敢種，因之土地分配事項未成為當時主要討論課題。毫無疑問，授田之事還是有些記述，例如在授田之前，典農官必需&ldo;相土處民&rdo;，令民先&ldo;擇居美田&rdo;。曹操在建安七年（202年）發布的《軍譙令》提到：&ldo;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指家屬）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rdo;；北魏李彪建議仿照曹魏舊例施行屯田時，曾提到&ldo;一夫之田&rdo;；《晉書》卷47《傅玄傳》載傅玄給晉武帝上疏說：

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

由上可知，曹操開辦屯田之初，乃量民力授田，後來統治者為了多收租谷，逐漸給屯田民增加耕種畝數。結果，廣種反而落得薄收。傅玄的疏上於泰始四年（268年），當時民屯已兩次宣佈廢止。傅玄所談者為田兵屯田，但民屯之演變，亦必與此相似，是可想而知的。

四、軍屯

軍閥混戰之初，曹操&ldo;眾寡糧單&rdo;。兵少，尚可招募；糧單，則軍隊越多，越養不起。曹操早時因處於內線作戰，沒有時間和條件令軍士屯墾。及打敗汝潁黃巾軍以後，始得在許下興辦民屯。有力地支援了戰爭，成為曹操所以能變弱為強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國分立局面形成以後，曹魏於與吳、蜀交界地區屯駐重兵，糧食需求量甚多，於是軍屯乃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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