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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達到號召遠近的目的;甚至為了使原屬大西、大順這兩支農民軍的武裝
(還有曾屬農民軍的混十萬馬進忠等人)在抗清鬥爭中實現有效的聯盟,也
必須借重永曆朝廷。從另一方面說,永曆朝廷畢竟是腐朽沒落的明王朝的延
續,對人民的敵視,內部的腐敗和勾心鬥角已經成為深入骨髓的痼疾。當它
還擁有直屬自己的地盤和兵力的時候,無論是對大順軍還是對大西軍都採取
暗中防範、明加排斥的方針,雙方的關係往往陷入僵局,導致喪師失地。在
清軍追擊下,永曆朝廷有限的實力和地盤喪失一空,被迫投奔原大西軍,實
際上是來了一次大換血。這樣,推進抗清鬥爭所必要的兩大要素才有可能真
正結合起來。
然而,可能性並不一定能夠成為現實。當永曆帝已經被安置於籠中以後,
孫可望作為主角登場了,事實證明他沒有演好,他不懂舞臺上的主角並不一
定是劇情中地位最高的人。對於孫可望的秉政,我們應該有個全面的認識。
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際的政治風雲中確實是出類拔萃的人物,治理軍國大政
表現了非凡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對權力和地位的慾壑難填使他利令智昏,
無法做到高瞻遠矚,正確地駕馭全域性。就治軍治國的才能而言,他在順治三
年冬(1647 年1 月)張獻忠遇難後接過元氣大損的大西軍領導權,開疆闢土,
把久歷戰亂的雲南治理得相當不錯。在接管貴州後,也在短期內就把這個貧
瘠的省份治理得井井有序,生產迅速恢復。自然,治理雲貴地區不能全部歸
功於孫可望一個人,但他作為最高決策人所起的作用則不容低估;同樣,李
定國在順治九年以後取得的輝煌戰果同在雲南的休整和後勤支援也是分不開
的。
孫可望決策聯明抗清是完全正確的,在聯絡永曆朝廷的初期備受朱由榔
及其廷臣的欺騙與刁難也是事實。從他不失時機地派兵救出永曆皇帝,安置
3 金鐘《皇明末造錄》捲上。
於自己的管轄區來看,表明他對永曆皇帝的號召作用是有所認識的。然而,
在如何正確利用永曆這面旗幟上,孫可望卻犯了極大的錯誤。他光知道暫時
需要利用永曆朝廷,卻不能安置得當,注意維護朝廷的表面尊嚴。
當時,原大西軍管轄區內有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雲南省會昆明,另一
個是貴州省會貴陽。前者是原大西軍四將軍長期活動的中心1,後者是孫可望
以&ldo;國主&rdo;身分發號施令的場所,這裡建立了屬於孫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機構,
相當於封建時代皇帝的行在。永曆帝遷入原大西軍管轄區後,本來應該駐蹕
於昆明或貴陽,以原大西軍建立的政權為基礎逐步改造南明朝廷。孫可望卻
沒有這樣做,他完全從個人的利害出發,惟恐把永曆帝迎至昆明後可能受李
定國和劉文秀等的影響,自己不便操縱;如果迎來貴陽,不僅自己得定期朝
見稱臣,而且重大軍國重務總應在形式上取得皇帝的認可。這對於野心勃勃
的孫可望都是難以容忍的。因此,他把永曆帝及其為數不多的廷臣、隨從遷
往自己的嫡系軍隊控制下的安隆,這裡原先只是明代的一個千戶所城,地方
僻小,居民不過百家1。永曆皇帝居住的千戶所公署雖稱行宮,其簡陋程度可
想而知。而王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