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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錱所求，與曾國藩不謀而合。他在給王錱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想法：&ldo;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者，或可以馳驅中原，漸望澄清。&rdo;又云：&ldo;自臨莊(即易良幹，臨莊為其字)諸君殉難以來，僕日夜憂慮，深恐吾岷、石、羅、筠諸兄無以取勝而立於萬全之地，且以賊氛數萬之眾，而吾勇僅有四千，亦無以壯其魄而樹厥威。擬請再練勇六千，合成一萬之數，概歸岷樵、石樵二君子統領，其經費一面勸捐，一面由藩庫提取數萬金應用。&rdo;

兩人雖都主張添募湘勇，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曾國藩想的是湊足萬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戰時有支完全不同於官軍的生力軍，以期克敵制勝。王錱則是為自己的戚友同窗報仇;而且曾國藩主張練成精兵後方可對敵，王錱則報仇之心迫不及待。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不久後竟導致二人反目失和，致使湘軍發生了分裂。

八月二十二日，太平軍久攻南昌不下，撤圍北進安徽，與西征的石達開大軍會合，在掃蕩安徽的同時，以偏師出湖北。張亮基派按察使唐樹義率兵五千，于田家鎮佈防，並檄文江忠源火速赴援。九月十三日，太平軍大敗清軍于田家鎮，由於半壁山天險先為太平軍所據，居高臨下以大炮轟擊，山下的清軍水營崩潰，九月十二日才趕到的江忠源部，倉促應戰，亦在太平軍的水陸夾擊下潰敗。湖北門戶洞開，太平軍連下黃州、漢口、漢陽，再次兵臨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清廷以吳文鎔接替張亮基出任湖廣總督，張調任山東巡撫，江忠源原已升任湖北按察使，此番因兵敗降四級留任。但將才難得，清廷鑑於石達開坐鎮安慶，太平軍西征主力試圖一舉拿下安徽，故江忠源不降反升，被調任為安徽巡撫以支撐危局。而其手中剩餘的軍隊，只有少得可憐的一千餘人。

在這種局面下，添募鄉勇，訓練成軍，增援湖北，保衛湖南，並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輸送兵餉，一下子成了當務之急，重中之重。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初五日、十五日，朝廷連下四道諭旨，命曾國藩帶所部鄉勇，赴援湖北。其座師、湖廣總督吳文鎔也書信迭催，而湘南土寇又起，需要鎮壓，曾國藩的壓力大增，而如何募勇，練勇，募多少勇，由何人統帶這類問題，終於造成了他與王錱的反目。

以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看來，曾王生隙，是受人挑撥所致。駱秉章(1793～1867)，號籲門，廣東花縣人，與洪秀全同鄉。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屢赴會試不第，直到40歲上，才在壬辰(道光十二年)恩科會試中式，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此後駱氏仕途一帆風順，至鹹豐元年補授湖南巡撫，位列封疆，駱已58歲，人老了，城府也深了。鹹豐二年五月奉調回京，等到張亮基接任時，適逢太平軍圍攻長沙，駱遂留城參與城防。十一月長沙解圍後，奉旨幫辦湖北軍務，隨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駐嶽州。武昌失守，徐革職拿問，駱則署理湖北巡撫，鹹豐三年二月，新巡撫崇綸到任，辦理交卸後，駱原本要回京城，走到河南，接到上諭，張亮基調署湖廣總督，而湘撫一職，又改由他接任，於是折回頭返湘，四月接任，八月補授湖南巡撫。在與曾共事這四個月內，駱對曾之作風頗不以為然，但他城府深，並不表露出來。在曾與王這件官司上，他看似中立，可內心則偏袒王錱。我們先來看他怎麼說。

先是，王樸山帶勇一營。是時營規三百六十名為一營，往興寧縣剿辦土匪，全股殄滅，奏以同知補用。時曾滌生住衡州，伊(指王錱)言於曾曰：若令我募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曾遂致信省城，言王樸山有此大志，何不作成之?我覆信請其到省面商。後王樸山偕從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