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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也反對貧富懸殊，認為&ldo;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rdo;，不過在他看來，理想的狀態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最好是家裡沒有一點多餘的糧食‐‐&ldo;家不積粟&rdo;，以保持飢餓進取的精神面貌。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樣的人民透過重刑或重賞即可變成為勇敢而兇猛的戰士。而一旦社會出現貧富差距變大的情況，就應該動用國家機器，用行政剝奪的方式來實現均衡，這就是所謂的&ldo;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rdo;。很顯然，商鞅把人民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國家兵源充足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這當然就是&ldo;反智&rdo;和&ldo;愚民&rdo;了。

商鞅的這種極端主義思想，在後世已成絕響，然而卻並非沒有效尤者‐‐他們儘管再不敢像商鞅這樣說得直白、幹得決絕，但有兩個理念從來不曾放棄：第一，不能讓民眾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潛意識卻一直留存在了下來，最終變成了一種系統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絕大多數的治國者把國家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ldo;國強民安&rdo;，而不是&ldo;國強民富&rdo;，所謂&ldo;安&rdo;者，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毛澤東：&ldo;百代都行秦政法&rdo;

戰國時期&ldo;百家爭鳴&rdo;，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兩個學術流派，一是儒家，一是法家。

被儒家尊為&ldo;亞聖&rdo;的孟子，與商鞅是同時代人。當商鞅在秦國大行變法之時，孟子正在東方各國遊說，而商鞅被處死後，孟子還在齊國和梁國之間奔波，他很可能耳聞了商鞅的整個變法過程。比較兩人的治國及經濟思想，可以看到截然的差異。

在《孟子・梁惠王》中，齊宣王向孟子求教&ldo;王政之道&rdo;，孟子給出的答案是&ldo;耕者九一，仕者世祿&rdo;，也就是說，他堅持恢復井田制，並擁護貴族世襲體制。孟子特別嚮往那種各守其職、疾病相扶的公社生活。在另外一次與滕文公的交談中，他還特別設計了一套混合的土地制度：給每農戶五畝宅、百畝田，使民&ldo;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rdo;。稅賦政策上，孟子提倡實施富民政策和減輕賦稅，&ldo;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rdo;。他的&ldo;薄稅斂&rdo;包括：商舍不徵稅，也不徵貨物稅、房地稅和無職業者的人頭稅，只徵單一的、九分抽一的農業稅。很顯然，商鞅的&ldo;廢井田，開阡陌&rdo;以及廢除世襲、實施軍爵的政策與孟子的主張背道而馳。

孟子常年在東方各國遊走，那裡的政治文明呈現百花齊放的自由化狀態，與西北的鐵血秦國形成鮮明的對比。相對於商鞅的嚴苛管制和強調中央集權，孟子則強調仁義治國，&ldo;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rdo;。他更提出民眾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ldo;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rdo;。這些在商鞅聽來，肯定是可笑的無稽之談、禍國妖言。

商鞅與孟子的思想迥異，是思想史上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景象，這兩人對歷史的實際影響也耐人尋味。

孟子終其一生，鬱鬱不得志，對時局衍變幾無作用，但是他所主張的儒家道統在西漢之後被尊為國家學說。

相對比，商鞅在後世的名聲卻非常之差，可以用&ldo;狼藉&rdo;來形容。在很長的時期裡，知識階層以談論商鞅為恥，連說到他的名字都會&ldo;口臭三日&rdo;。秦朝滅亡後，世人對之多有反思，其中最出名的是賈誼的《過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