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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到1949年初，國內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蔣介石下臺，李宗仁當了代總統，南京政府派張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談，接著是&ldo;百萬雄師過大江&rdo;。我和潘漢年、許滌新就在1949年4月底離開香港，回到北平。我離開香港的時候，才把這件事告訴了喬冠華(我走後，喬接替我當了香港工委書記)，要他負責和錢先生單線聯絡。大概是在5月中旬，當我們南下前夕，恩來同志忽然對我說：邵力子先生向黨中央建議，認為錢昌照是個人才，一定要爭取，所以恩來同志要我擬一份電報，要喬冠華立即安排，請錢先生早日回國。他大約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這之前，他是不是到過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對上海資委會的人已經作了交代，這是可以肯定的。因為上海解放後不久，就有一位資源委員會在上海的負責人(這位先生姓沈，名字記不起了)來和我聯絡，說資委會的全部物資和檔案已經按照錢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來了，絕大部分幹部都沒有走，但是也還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願地到臺灣去了。從1949年到1955年，漢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錢先生沒有聯絡，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後，才有見面的機會。&ldo;文革&rdo;之後，他同情我的遭遇，來往就更多了，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幾乎每個月都來看我一次。他一直很樂觀，他關心的是四化建設和國家統一，他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因為在臺灣他還有許多資源委員會的同僚朋友。他經常到各地去視察和調查，去世前還去過海南島，並把自己的感受和設想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

前面說過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頭之後，我就介紹他去見潘漢年，因為潘是常務副市長。至於物資、檔案、幹部由誰接管，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為主任的財經接管委員會吧。關於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的起義，我後來知道，除錢昌照外，在北方，資委會另一位負責人孫越崎先生也和我們地下黨接上了關係，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上海海關關長丁貴堂的起義，說來似乎有一點偶然性，話得從抗戰初期說起。&ldo;八一三&rdo;之後，上海海關的一批愛國青年組織了一個&ldo;海關長徵團&rdo;，用歌詠、話劇、活報劇等形式宣傳團結抗戰，性質相當於一個文工團，一共有二十幾個人。這個團的負責人是葉厥蘇，團員有鄧愛珠、蔡鴻斡、陳瓊瓚等，後來在上海犧牲的茅麗瑛，也參加過這個團。1938年夏，該團到廣州演出，葉厥蓀到《救亡日報》來找我，要我給他們作一次時事報告，這樣我就和這個團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絡。同年10月廣州淪陷，長徵團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陳瓊瓚曾到桂林找過我，我給他介紹了工作，我和他們沒有深交，當時大家都很忙，我對這件事也就漸漸從記憶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後，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陳瓊瓚到《華商報》來找我，說他是得到上海海關關長了貴堂的同意，來找共產黨的。他說：上海海關有悠久的歷史，現在還完整地儲存著100多年的檔案，一筆可觀的庫存，和許許多多愛國的、有經驗的職工幹部，國民黨方面正在強迫他們去臺灣，所以爭取丁貴堂起義是十分必要的。那時已經是淮海戰役之後，連雲南的盧漢、龍雲，四川軍和西北軍的頭麵人物，也已經紛紛派人到香港和我們拉關係了，丁貴堂要尋找出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我問陳有沒有把握?他說丁有威信，為人正直，從你認識的&ldo;海關長徵團&rdo;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絕大多數海關職工是愛國的，所以只要有丁關長下決心，起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漢年作了報告，他喜出望外，說這是一筆&ldo;意外之財&rdo;，於是當天就向中央請示，並很快得到了恩來同志的很明確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