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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兩場硬仗。一場是甲午戰爭（1894年），佔朝鮮，割臺灣；一場是日俄戰爭（1904—1905年），奪遼東和庫頁島。兩次戰爭，都是奇恥大辱，給中國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國學西方，經常是從日本學。比如科學術語，就多半是經日本轉譯。同盟會學，北洋軍閥學，就連殺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學。秋瑾，“詩思一帆海空闊，夢魂三島月玲瓏”（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韻》），照片上拿把刀，詩詞歌詠，也是刀刀刀，滿紙鐵血主義。這是日本作風。

不打不相識，戰爭總是相互學習。近代的我們，其實是學生。

《孫子》傳入歐洲，年代比較晚，是18世紀，拿破崙戰爭前。

《孫子》的第一個譯本是法文字。他是由一位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受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國務大臣委託，替法國調查中國的詭詐之術，帶有情報性質。這個傳教士，漢名叫錢德明（）。他生於1718年，1750年來華，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國傳教士，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是葬在車公莊的柵欄墓地，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現已蕩然無存，我去原址尋訪，只看到一塊半截的殘碑，扔在一戶人家的門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現在的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錢德明的墓碑也在那裡。

錢德明的譯本，是《武經七書》全譯，不光譯《孫子兵法》。1772年，錢德明的譯本在巴黎出版。這一年，拿破崙3歲。錢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崙24歲。他在錢德明的家鄉土倫打了一仗，以戰功晉升准將。

1804年，拿破崙在法國稱帝。從此，是拿破崙戰爭的時代。1806年10月13日，法軍攻入普魯士的耶拿。當天，黑格爾正在城裡，剛好寫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現象學》。法國兵闖進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們，一撥走了一撥又來，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學副校長的家裡。他給朋友寫信說，我看見了“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崙。拿破崙是當時的英雄。貝多芬寫《英雄交響曲》，本來就是獻給他。

當時，還有另一個重要人物，《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茨，後來歐洲最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隨奧普斯特親王參加奧爾施塔特會戰，當了拿破崙的俘虜。在柏林的普魯士王宮，拿破崙居高臨下，接見了他們。他說，我始終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魯士為什麼要向我宣戰。這句話，讓克勞塞維茨刻骨銘心。後來，他說，“征服者總是愛好和平的（如拿破崙一貫聲稱的那樣），他非常願意和和平平地進入我國”。我們都知道，列寧特別欣賞這句話。拿破崙是“革命的皇帝”，他風捲殘雲，征服歐洲，除全民皆兵，採用新軍制，戰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輕裝步兵，快速挺進，露營，就地補充，因糧於敵；用縱隊突前，散兵殿後，避開對方的火力，而以機動效能更好、火力更強的大炮，轟擊對方的密集橫隊；擅長使用預備隊，特別是他的近衛軍。克勞塞維茨之所以成為日後的大理論家，和他作為敗軍之將，受了很大刺激有關。這個刺激是什麼，就是拿破崙的“兵不厭詐”。還有一點，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他雖12歲從軍，卻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歡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義者基瑟韋特學過哲學，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養。有人說，他的風格更像黑格爾。他不是身經百戰的名將（參加過一些實戰，但沒有親自指揮過重大戰役），但好學深思，喜歡隨軍觀察，喜歡事後總結，喜歡和最傑出的軍人交換看法。他認真分